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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关何处 家在哪里

人们常说，人类摆脱愚昧付出的代价就是被牢牢地捆绑在土地上；而人类摆脱土地的束缚付出的代价就是背井离乡，来到城市。

作为早已远离农耕社会的现代人来说，每个人的一生都注定了要在异乡的漂泊和回归故乡的交替中去体味人生，在回归家乡或者留守他乡的殷殷思乡情感之中，去品味“家”的乡愁，我们每一个人几乎都不例外。

过去人们常说，父母在哪，家就在哪，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这句话，早已失去了它原有的意义。

对于传统的中国人来讲，春节，是一个举家团聚的日子。每到年关，一股巨大的返乡回家过年的人潮，形成了中国特有的社会现象——春运，在巨大的春运人流中，更多的还是那些带着一年辛劳的积蓄和对家乡父母儿女的愧疚，肩挑背负、带着大包小包的行囊和年货在城市里打工的农民工，他们被回家的洪流裹挟着，辗转回家，只为回到那个曾经生他却养活不了他的穷乡僻壤，与留守在家的父母儿女团聚，享受片刻家的温馨；在这回家的巨大人流中，也有在异地工作，利用年假回家探望父母的上班族，当然还有在外小有成就，锦衣还乡的成功人士。

在春运或者回家的路上，除了那些回家探亲过年的人流之外，又加入了一群投奔孩子去的大爷大妈们。

那些义无反顾的涌向车站、码头、机场的人流，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地——回家，期望早一点回到家乡、回到父母的怀抱或者孩子身边，品味家乡的味道，家的温馨和亲情的慰藉。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急切的表情，那是家的召唤牵动着游子激动兴奋的心，那是回归故乡的强烈归属感，催促着远行者归来匆忙的脚步，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喜悦与激动，焦渴与彷徨，甚至有种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茫然。

而此时只有那些因种种原因还滞留在城市不能回家的人，正在忍受着那种茫然而不知家在何处的落寞感。

面对返乡回家的巨大人流，跟随那些逆向奔向城市投奔孩子的人流，在我的内心与那些漂泊在外的游子一样，有着同样的心绪，同样的纠结，一直怀着一颗反复纠结的心绪，内心里不断的在叩问自己：

乡关何处？

家在哪里？

我们逆向探亲的第一站就是天津。

年关节日的天津，如同所有的一线城市一样，那些北漂的打工族已如南飞的家燕一样纷纷的飞回了他们的家乡栖息地，把一座原本人满为患喧嚣的城市，变成了一座一片空寂、钢筋水泥构筑的孤岛。

从机场乘车行走在大道上，沿途的大街小巷已变得空荡荡的，街道上除了急驰的车辆，虽临近春节，却没有那人声鼎沸的热闹场景，大多数人也许都躲藏在开着暖气的室内去了，就连道旁绿化带的冬青树，也被罩上篷布扎成的保暖衣裳。在寒冷的北风摧残下，道旁干枯的草皮，早已露出裸露的黄土，肃立干枯的树梢上，唯有那些倦飞的寒鸦，还独自栖息在寒风抖动中的鸟巢里，四周一片冰冷和萧杀。

天津对于现代的中国人也许并不陌生，它东临渤海，北依京城，海河上吞九河，中连百沽，下流入海，拥鱼盐之利，居航运之襟喉，渔家远洋捕捞，漕官南粮北运，兼有地理的之便和物产丰饶之利。然而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文化版图上,天津却一直默默无闻，算是一座没有什么历史文化底蕴的新型城市。

而它的真正发迹史却与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那段屈辱的历史联系在一起，即天津最终映入世人的眼中，而真正给这座城市注入活的灵魂的应该始于1860年鸦片战争之后的对外开埠，三岔河口、大胡同、五大道……这些具有浓郁城市色彩的地名符号，记载着天津数百年的历史沿革和独特的地域文化，那一幢幢各具特色的“天津小洋楼”已经成为天津城市亮丽的风景线，如今除了原租界留下的西洋建筑之外，从城市的商业楼房，到新开发的小区住房，以及城市里的标志性建筑物，无不带有浓厚的西洋建筑的特色，因而使这座城市总有那么几分异域的灵动，时时撩动着人们的心魄。

人们常说，建筑是历史的年鉴，无字的丰碑，无韵的诗歌，承载着历史的变迁。而历史留给天津卫的，不仅是有着传承千百年的民间艺术，还有着“万国建筑博物馆”的称号，那些遗留下的小洋楼，不仅见证了近百年那一段风起云涌的岁月，也记录了如今这座古韵与现代并存的商业城市的独特之美，那些风格各异的小洋楼，承载了那个年代太多的趣闻轶事，掩埋了太多的如烟往事。正是有了这些居住在洋楼的清廷遗老、政界大员、以及巨商富贾们引人入胜的故事，才赋予了小洋楼流传百年的独特魅力，也正因为有了这些凝固近代百年历史印记的建筑，天津才有了自己独特的个性，也正因为有了这些中西合璧的建筑风物，我们才有机会，寻着历史的轨迹回望天津的前世今生。

人们还说，先有了人群，才有城市，那些早年来这块土地的拓荒者才是这座城市真正的主人。一座城市的兴起，总离不开与这座城市一起成长起来的拓荒者，是他们与当地土著人一道，共同构筑了一座城市的主体。

在某种意义上讲，城市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就是人口迁移流动的过程。天津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大都市，也是伴随着一群迁移流动大军的步伐逐渐形成的。历史上祖籍安徽凤阳的朱棣曾经被封为“燕王”在北京、天津一带戍边，他带兵北上时，从老家，尤其是固镇宿州以及江苏一带带了很多士兵，这些士兵大都五十来岁，去时往往拖家带口移民到了北京、天津一带。

朱棣称帝后，亲赐天津这个地名，在此筑城设卫，此后，苏皖一带不断有军人及其家属移民来到天津，因此皖北移民就成为天津卫最早的移民，并逐步占据了当地的上层地位；清朝时期，天津经州升为府，后又成为直隶总督的所在地，李鸿章带领大批淮军来到天津，于是天津成为淮军的大本营；民国初期，皖系军阀段祺瑞也曾长期将天津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甚至一度在天津成立了政府。加之历史上天津一直作为离京城最近的大都市，也是关内闯关东的途经之地，山西、山东、东北等移民也在这里落户，最终形成了以江淮移民为主的移民群体。那些最初操着江淮口音，后来受到京城京腔和山西、山东、东北移民文化影响、源自江淮方言又不同于江淮、京腔口音的外来移民，就成为了今天的天津人。

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讲，今天的天津人，同样也是外来者，那些几代人生活在这里的天津人，其实它们的根，或来自江淮，或来自山西、山东或者东北，而现如今这些北漂在这里扎下根的外来客，也不过是历史上一次新的移民群落中的一部分而已。

如同那些历史上最早来自江淮的老移民一样，如今的新落户的外来移民，或者还在继续纠结于乡关何处，或者继续纠结于自己是外来户的彷徨心理之中，但他们终究也会融入这个群体，成为这个城市的新主人，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他们的心中也会产生“梦里不知身是客，直把他乡作故乡”的归属感，最终融入天津主流文化之中。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天津是一座由外地移民组成，借近代开埠之机成长起来的外来移民城市。

因为这个年要在这个城市过，因此才让我有机会回望它的前世和今生。

大年三十，我们与在天津的亲家一起，在一家西北人开的一家饭馆团年吃年夜饭。

没有我们陕南过年的几浑几素的凉盘，也没有蒸碗子、蒸盆子和肘子封席这些带有很强仪式感的菜肴，有的是团聚的喜悦、畅谈时的愉悦，饭桌上自始至终都透着浓浓的温情和团圆温馨的气氛。

我们一边吃着兼具西北、天津风味的菜肴，一边围绕孩子的话题拉着家常，没有推杯换盏互相敬酒的俗套，一杯红酒，把所有的礼数套路和心中的祝福都包含在其中。亲家母用带有天津韵味的软言细语与我们拉着家常，亲家公在一旁不时的附和着，俨然一个妇唱夫和的和睦家庭的典范。

饭后返回小区时，已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时分。此时街上除了少量急促回家的车辆之外，几乎没有什么人影，而在流动的车流中，偶尔发现标注“美团外卖”的摩托车穿行在大街小巷里。在这举家团聚的年三十，在这座大都市里还有许多留守城里未归的游子，他们或是在城市打拼的单身狗，或是无钱回家的学子，或是因工作走不开的值班族……。

在这举国上下万家团聚的时刻，他们也许正形单影只，独自遥望着家乡的方向，和着泪水吃着那些送餐小哥送来的简单盒饭。而此时远在家乡的父母也许正站在村头翘首顾盼，或者望着饭桌旁原来孩子就坐的位子发呆，默默的在饭桌上放上一双碗筷。我想那些滞留城里的人们，是多么希望家人的陪伴，那些在家的父母同样希望子女能够回到自己的身边与家人团聚。那种思乡、想家的滋味，也许只有这些身在异乡的游子才能体会得到的，这种对孩子的牵挂之情，也只有父母才能拥有。想到这里，一丝淡淡的忧伤袭上心头，因此我原来纠结于投奔孩子而难以释怀的心绪顿时有些使然，毕竟我们的孩子在团年的时候还有我们的陪伴，不必在团年的时候宅居斗室，独自吞咽含泪的盒饭。

回到小区，我们夫妇两在小区附近下车，重复每天饭后绕小区遛弯的课程。

此时空寂的街道上，朔风凛冽，路边有人正在焚香烧纸，祭奠远方逝去的亲人亡灵。寒风早已把纸钱带走，街道上还留下无数焚香烧纸的印记，香烛纸钱早已化作灰烬，与亲人的思念一道，随风飘向那遥远的地方，人们深信，在另外一个世界里，亲人们正默默的注视着他们，并含笑收下儿孙们孝敬的纸钱，并在天国里保佑着自己的儿孙一年平安幸福。

看到那用粉笔勾画的一个个圆圈，还有随风飘散的纸灰，心中不免戚怯。那每一个粉笔勾画的圆圈，就是一个亡灵的牌位，那一堆堆燃烧的香烛纸钱，就是儿孙祭奠先辈表达的一份心愿。此时被万家灯火映红的夜空上，冥冥中，仿佛有无数游荡的亡灵正在空中徘徊，飘散的纸灰，就是孝子贤孙们为那些远方的亡灵捎去的不再是纸钱，而是一份孝心，儿女们希望大风将他们用孝心燃烧的纸钱捎向远方，祈求在另外一个世界里的亲人们过得幸福快乐，并期盼他们佑护身在异乡的子孙。面对此景，不由得想起与我姐在讨论选择百年之后的归宿地的时候她说过的那句无限伤感的话：与其将来成为无人烧纸敬香的孤魂野鬼，不如将骨灰撒入汉江。

我真的不知道我们百年之后每逢春节的时候在京津之地的空地上，是否还会有人为我们焚香烧纸祭奠我们？在孩子们每年过年的餐桌上是否还会为我们摆上一双碗筷？在孩子的心中，是否还会有一个父母的灵位？想到这里，原本释怀的心顿时又收紧了。

来京津之前，考虑孩子不会做饭和做家务，我们特意从家里专门把卤好的肉菜带来。而同样对孩子呵护有加的亲家，也早已经把过年的肉菜买好，分门别类的用纸包好存放在了孩子的冰箱里，吃年夜饭时还特意带来了三十包饺子的饺馅和饺皮，真可谓是无微不至。

在中国的各类节庆里，各种仪式性的东西都浓缩在饭菜里，比如北方年三十吃饺子过大年，而我们陕南则是初一一早吃饺子，虽然习俗不同，但形式不变，都是体现在吃水饺这一仪式上，而饭菜的内容则是次要的。

人们常说，味道是一个人集体的记忆，回家过年，除了浓浓乡愁之外，其实也是寻找家乡的味道，找寻童年的记忆，而家乡的味道正是地域差别的一个标志和集体记忆，比如北方饮食清单且简单，南方饮食则繁复丰富，其间因不同省份又有不同偏好，如四川的麻辣，广东上海偏甜等等。

对于家在陕南安康的人来说，回到家里最想品尝的就是安康的蒸面，一种类似于西安的面皮，但在醋汤的调制上更讲究而又有别于西安面皮的小吃，就连那些出差回家的安康人，下车的第一件事就是直奔蒸面摊点吃上一盘酸辣有味的蒸面，因此酸辣则是我们陕南安康饮食的主要特点和集体记忆。而毕业于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已在天津生活十年的孩子，其生活饮食习性早已与生活在本土的儿媳同质化，只有他同在天津大学学习、工作和生活了近三十年的表姐，还保留着家乡的饮食习惯，依然留恋着陕南安康家乡的滋味，以至于她四姨每年去天津乘飞机都要顺便给她带上几盘安康蒸面或者几十个安康芝麻饼子解馋，直到现在，她爸还经常通过快递为她寄去安康的蒸面。

来天津之前，我们除特意带来的卤好的卤菜、花椒等作料之外，还到小区附近的超市买回葱蒜等小菜，并且我还亲自下厨为他们炒上几个具有陕南安康风味的菜，结果两孩子很少动筷子去吃我抄的菜，为了不至于让怀孕的儿媳因为口味不和而影响正常的营养，于是我们商量还是让儿媳自己做饭吧，我们也落得清闲。看到身怀有孕的儿媳忙碌半天做好的饭菜，还有两孩子津津有味的吃着不咸不淡的饭菜的情形，我们原本说将来到孩子这里过年分担家务的不情之愿顿时被击破，因此心中再也没有了那种纠结感了。

正月初五，我们乘坐津京城际列车转到下一站北京去看望在京的另外一个儿子。现代交通使得津京两地也不过半小时的车程，我们到达北京南站时，现在中国社科院工作的儿子与在国际关系学院任教的儿媳一道早就开车在车站等候着我们。

从车站到儿子的驻地大兴区天宫院的小区，驾车需要一个多小时，事先就约定中午与在京郊的亲家一起吃顿饭，因此稍事洗嗽就前往小区附近的餐馆吃午饭。

家在山东临沂的亲家老两口，为了与女儿生活在一起，早就把老家房子卖了，在北京通州京冀交界的小镇买了一套小居室，坐车过来需要一个半小时，我们到达餐厅时他们恰好已经赶到。

两亲家与儿子儿媳我们一起六人，聚集在商场里的餐馆，以茶代酒，互相说着新年的祝福话语以及相见恨晚的客套话，更多则依然是围绕两个孩子的话题，用儿媳对我儿子的话说，你爸又在叙说杨原成长的历程。

与我们涉远来京城与儿子一起过年相比，亲家老两口不惜在人生暮年，背井离乡购房安家近邻京城之地守护在女儿身边更让人感动，他们与我的心愿不就是普天下的父母为了与孩子能够团聚在一起这一共同目的才涉足远行的吗？

在亲家的叙说中，我们依稀看到一个不甘平庸的女孩子，硕士毕业之后毅然放弃了已经考取商务部就职的机会，报考了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成为当代著名国际关系学专家、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阎学通教授的弟子，最终学成成长为博士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艰难跋涉的成长历程。也正是在闫老师门下同门学习的时候，与我儿子相识相爱结为了夫妻，并且相携相助，学为互长，我儿子去年也随其后晋升为副研究员和国家安全研究室副主任，可谓携手并进，学业有成。

共同的话语，共同的心愿，既让我们彼此欣慰，又为此而感到自豪和一种满足感。

在我们交谈的时候，亲家母一直在哪面带笑容，默默的倾听我们的谈话。山东人男子的豪气，山东女人相（旺）夫教子的传统（说），尽在对两个孩子的无限厚爱和殷殷期盼之中。

孩子们不断为我们续水夹菜，但我们似乎早已忘记了餐桌上的饭菜，在淡淡的饭菜幽香中，自始至终都被一股浓浓的爱子（女）亲情所笼罩，也因此体味到了不一样的年味。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中国人对春节那么在乎，对团聚那么不懈追求最深层的原因吧。

年的珍贵，其实就是呼唤亲情的回归，举家团聚，就是中国人最好的年味。

在国人的内心中，春节团聚的情结，犹如深埋在国人心中的陈年老酒一样，总是那么的醇香、醉人而绵长，虽经岁月的洗刷，时代的转换和变迁而亘古不变。流逝的是岁月年华，改变的是人的容颜，不变的永远都是那份挥之不去的绵绵亲情以及淡淡的乡愁。因此每逢春节，无论是都市还是乡村，人们把一年的期盼都浓缩在饭桌上，浓缩在一杯酒、一杯茶之中。

饭毕送别亲家时，相约在春暖花开时聚首陕南安康，走亲戚续亲情。

儿媳在她父母返回驻地临行之前，用地道的山东家乡话与她父母一一嘱咐着什么。作为在外学习工作多年的学子，早就习惯使用普通话了。看到她们父女、母女之间手拉着手，用那带着浓浓的山东乡音交谈的情景，让人倍感温馨和亲切。

面对自己的亲人，也许还是那牙牙学语时就已经熟悉的乡音才是表达亲情的最佳载体。

有人曾经说过，摆脱故乡印记的第一步就是摆脱方言。丢失故乡，就是从乡音的丢失开始，乡音丢失了，故乡也就丢失了。乡音在，故乡在，乡音在，故乡的记忆就在。

那熟悉的乡音，曾经给多少身在异乡游子以心灵上的慰藉，那来自家乡的声音犹如来自天际的天籁之音，一直抚慰着一颗颗游子们的心，召唤着游子的归来。

在京几天，儿子儿媳俩一如既往地忙碌，除了做饭吃饭外，一放下碗筷就把自己关在他们的小卧室里。不大的小卧室临窗靠墙壁的两边，安放着他们俩简易的书桌和每人一台笔记本电脑，窗台上堆满了书籍，房间一面是直达屋顶犹如一座小山一样的书架，占去了居室很大的空间，几十平米的两居室，虽显狭小，但布局紧凑，倒也很温馨，总是处于一种安静和紧张忙碌的状态。

几次我都想挽袖下厨替他们做饭，但是考虑他们只有在做饭的时候，才能有片刻歇息的机会，因此也就作罢。

儿子自小就有很强的自理能力，学前班生病时到医院输液都是他自己独自一人前往，我只是老远的跟在他的后边不让他发现而已。上学前班后，无论冬夏，都是他自己洗嗽自己到校学习，因此自小就练就了独立的性格。儿子除了学习生活之外，还喜欢养花、养宠物，现如今不仅学有所成，还做得一手好菜，因此工作的紧紧张张，生活的也有滋有味。从大学、读研到工作，在京学习、工作和生活已经十几年了，至今乡音不改，家乡的口味不变，做出来的饭菜是酸辣有味，使原本习惯于吃原汁原味白水煮肉的儿媳，居然也习惯了我们陕南安康酸辣为主的饭菜，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奇事。

亲家哪天饭后临行的时候一再叮嘱他女儿，一定要放下手头的事，陪我们出去转一转。在孩子的执意要求下，次日早饭后驾车带我们到前门大街大栅栏，去领略了一番老北京的风貌。

北京，燕赵之地，曾经的元大都，明清两朝的都城，共和国的首都，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与天津一样，也是一座有着巨大包容性的城市。

要说北京，最为著名的地方恐怕就是前门了。前门楼子，就是指前门箭楼，箭楼的下面就是前门大栅栏，所以，不管是照片还是画作，要说北京的招牌那就是前门。我们儿时玩烟盒折成的三角板儿的时候就熟悉了“大前门”香烟上那个前门楼子的商标图标了。

人们说，来北京一定要到大栅栏，因为这里是皇城根下老北京的入口，南城的精髓。

“大栅栏”作为北京最古老、最著名且有别具一格的古老街市和繁华的商业闹市区是北京市前门外一条著名的商业街，地处古老北京中心地段，是南中轴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位于天安门广场以南，前门大街西侧。这里是净化文化的发源地，曾经由北京最繁华的商业，这里还曾经是灯红酒绿的安逸所在。它东起前门大街，西抵煤市街，全长近300米，街道狭长，两侧商铺、商号鳞次栉比，终日人流如织，热闹非凡。自1420年（明朝永乐十八年）以来，经过500多年的沿革，逐渐发展成为店铺林立的商业街了。旧时这里曾有“京师金华仅在于此，人脑繁华，亦莫过于此”“繁华市井何处有，搭讪蓝内去转游”的美誉。在这里保存着大量原汁原味的古老建筑何老北京的胡同。这些古老的胡同里，以及在这里演绎的“城南旧事”，成为古都北京重要的人文瑰宝和文化资源。

所谓“栅栏”就是栅栏门。过去北京的胡同都是敞开的，自明清候，北京有了“宵禁”，为了防止盗贼隐藏在大街小巷之内，由朝廷批准，在北京很多街巷道口，建立了木栅栏，因为这条胡同的栅栏制作出色，保留长久，而且又大一些，而逐渐为京城所瞩目，所以，大栅栏就成为这条胡同的名称了。它包括廊坊头、二、三条煤市街、粮食店街以及门框胡同、观音寺街等众多的胡同。

当我们一踏进这条承载老北京历史文化的老街，一股古朴之风扑面而来。这里不仅是北京的传统商业之源，老字号荟萃，明代即已开业的六必居酱园、清代康熙年间开业的著名国药店同仁堂、嘉庆年间开业的马聚元帽店、内联升鞋店，以及后来拥有四个门面的八大祥之一的瑞蚨祥绸缎皮货庄等；前门西河沿街曾是京城有名的金融街，街中有建于清代康熙年间的银号会馆——正乙祠，并有交通银行、盐业银行、金城银行等多家银行，也是北京金融文明最悠久的片区，银号钱庄林立；更是中国戏剧文化重地，京剧在此衍生，地处老北京的前门大街大栅栏大观楼影院中国第一部电影在此诞生了《定军山》；这里亦有各类会馆聚集，作为各地举子进京驻地，自古便是各界名流风云际会之所。

如今，改造的大栅栏，除了保留了老商业街的基本街市以及旧址老房的北京丝绸商店、瑞蚨祥绸布店、内联升鞋店、六必居酱菜店、荣宝斋文房四宝还徐徐透出百年的光泽之外，同仁堂、张一元茶庄、长春堂、月盛斋熟肉店都已经门庭更新，同时还有诸多外来的风味饮食也各据一方，形成了新型的饮食文化特色。

一些著名的老字号相继开设于此。但改造的大栅栏，早已没有了走街串巷、提篮担挑商贩充满京味的叫卖声以及店铺伙计的吆喝声，即使有或者被骑着摩托车的外卖所取代，或者早就被城管驱赶到乡间僻壤之地。街区虽然至今还保存着明末清初的“三纵九横”的格局（即煤市街、珠宝市街以及粮食店街“三纵”，九条东西向的胡同的“九横”），但没有了老北京昔日的风貌，犹如空有躯壳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一样，如今的大栅栏，早已失去了老北京的韵味，与中国所有的古街老巷一样，因受现代浓厚的商业气息所扰而同质化。

带着失望的心绪，我们离开了大栅栏，午饭时，儿子特意带我们到建国门他上班的社科院隔壁的光华长安大厦里的一家川菜馆吃午饭。地道的麻辣川菜味是特意为我们安排的。这里也是长安戏剧院的所在地，酷爱京剧的儿子从演艺厅的门前经过时，总是伸长脖子往里探望。

饭后儿子驾车载着我们沿着东西长安街穿过了天安门广场。

节日的天安门广场，没有了往日的喧嚣和热闹，天安门城楼下的金水桥也只有少量的游客。我既不想凑热闹去故宫赏春联、观宫灯，也不想到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给首都添堵，更不想让孩子们为了我们耽搁太多的时间，于是仅仅匆匆游览完前门大街、途径天安门城楼后就回到了小区。

在京与孩子在一起的这几天的日子里，我们每天除了在小区附近遛弯之外，就是猫在家里看电视或者看书打发时间。恰好在孩子家里的案几上放着一本余秋雨先生的《山居笔记》。我和儿子都是秋雨先生的粉丝，于是捧起那本书读了起来，书中《乡关何处》一文，不禁又勾起我逆向探亲到京津过年那尚未彻底释怀的心结。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秋雨先生由诗入境，由人及己，谈到自己的故乡余姚，记叙了秋雨先生从拥有家乡，失去家乡，寻找家乡，重捡家乡的心路历程，并以一个游子的身份，用极其真诚的情感，抒发了一个住在繁华都市的知识分子对远在他方的故乡的种种复杂情感：那个山坡上长满密密层层的杨梅树，上林湖边的瓷片，高山仰止般的“养命医院”，就是他童年的故乡和梦中的故乡；诞生过东汉隐士严子陵、明代大思想家王阳明，晚明学术大师黄宗羲、朱舜水，当然也有黄金荣、黄楚九一类社会名流，现当代又涌现出朱端钧、顾仲彝、王水照、陆谷孙等学界泰斗，与陆游、徐渭、鲁迅、周作人、郁达夫、茅盾、丰子恺、徐自摩为邻，那个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明改写了华夏文明的远古历史，盛产文化的土地，以及上林湖的陶瓷碎片是曾盛行于东汉到盛唐的越窑遗址所在地的历史故乡；那个家在上海，比他小三岁曾经听不懂自己余姚话，“文化大革命”中阴差阳错从上海到余姚来工作的表舅，当他们再次相见时，却语言恰好倒转，人生旅途中活脱脱的上演了一场他乡变故乡、属于自己的故乡却又属于别人的故乡的大翻转。

因为乡音丢了，于是故乡就这样被自己丢去了。

乡音丢了，故乡就这样也把自己丢去了。

秋雨先生三十多年前离家时行李里装着酒浸杨梅和霉干菜，嘴上嘟哝着余姚话走出故乡；乡音丢失了，行李里也没有土产了，哐啷哐啷地又走在了这条曾经走出家乡、如今又返回居家的同一条路上，而此时的秋雨先生也就从此踏上了一条有家没有故乡的囧途。

秋雨先生在那里感叹道：从一个没有自己家的家乡，到一个有自己家的异乡，离别家乡恰恰是为了回家，人生旅行，怎么会变得如此怪诞？我的家乡呢？是一碗霉干菜，奇特的医院，满山的杨梅，池塘底的碎瓷片？……

秋雨先生在那里发问，而发出如此疑问的又岂是秋雨先生一人。

那么我的家乡又在哪里呢？

是钢筋水泥构筑的大楼里的那两室一厅？

还是那记忆已经模糊不清的履历表上“籍贯”上所谓的“老家”？

那是身在异乡、留在异乡的人在哪喃喃自语，也是千万个辗转他乡为异客的全天下中国人共同的疑问。

作为生在陕南紫阳高桥镇农村那个西坡院子、成长在紫阳山城、工作生活和最终落户在汉江边安康的我来说，梦中时常还在西坡农家院子的乡间小道、高桥镇的廊桥、舅舅家权河旁边的水磨、紫阳县城的吊脚楼子以及汉江边上江城的小巷里徘徊，以至于梦醒之后不知自己身在何处。

如今就连自己家在哪里都没有了答案，那么孩子们的家又在哪里？我们未来的归宿又在哪里？

是一盘蒸面，一江清水，蓝蓝的天，清新的空气，满山的翠绿……？

是陕南紫阳高桥西坡那个农家小院，还是汉江边上那座被称之为秦巴明珠的安康江城？

是他乡异地落寞的孤魂？还是养老院陋室的独影？

……

那是我心中久久难以释怀的疑问，也是我们这一代人都无法回避的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它就像一道没有答案的多选题就这样摆在了我们的面前，也摆在天下所有的父母面前。

正如秋雨先生所说：置身异乡所接触的全是陌生的东西，原先的自我一定会越来越脆弱，甚至被异乡同化掉…异乡的山水更会让人联想到自己生命的起点，因此越是置身异乡越会勾起浓浓的乡愁。

那些漂泊在外打拼的人们，早已成为一个自我异化的都市人，也逐渐成为故乡的“异客”，而只有踏上一回家的途中，才会有一种飘忽不定的心绪萦绕心头，那温柔的乡愁便会霎时涌起，犹如潮水般冲洗着孤寂的心海，埋没烦恼，轻轻地舔舐着伤痕累累的心痕，抚慰疲倦的心灵，这时回家过年，才是找回家的味道和回归自我的唯一选择。

当我们有了自己的家，养大了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却送走了自己的父母，那种子欲孝，亲不在的悲切，以及心灵上的“家”因父母的逝去而消亡。当孩子已经成长起来，有了他们自己的小家的时候，我们也临近了人生的暮年。突然，我们家安何处，归宿在哪的茫然心绪袭上心头，心底里不断反复的诘问自己：我们未来的家在哪里？乡关又在何处？

作家野夫在同名文章《乡关何处》里说道：“许多年来，我问过无数人的故乡何在，大多都不知所云。故乡于很多人来说，是必须要扔掉的裹脚布；仿佛不遗忘，他们便难以飞得更高走得更远；仿佛不遗忘，他们便难以飞得更高走的更远。而我，若干年来却像一个遗老，总是沉浸在往事的泥淖中，在诗酒猖狂之余，常常失魂落魄地站成了一段乡愁”。

是的，扔掉裹脚布，迈步前行，也许飞得更高，走的更远，然而在远走高飞的同时，也就意味着自己与故乡渐行渐远，最终沦为他乡异客，不知故乡何处，家在何方。

在津的孩子，也许因为没有太大的个性张力，对生活始终保持着一种超然的态度，因而早就在上海读书和生活在天津这些年的日子里，被上海、天津的海鲜味道异化为新都市人，因而他他融入异乡主流社会的心理阻力也许更从容。

而在京的儿子，至今还操着他出生地陕南紫阳的口音与我们交谈，在饮食习惯上依然保留着家乡的味道，并成功的将我儿媳原来不吃酸辣的口味，也改变和适应了以酸辣为主的陕南饭菜口味。就像现在年轻人早已不知国粹京剧为何物的今天，竟然成为了一名京剧票友一样，其实就是他们小两口在相濡以沫的生活中，彼此适应，彼此感化，并在京城特有的文化浸润下被同化的结果。无论是乡音不改，还是保留的家乡味道，以及异乡的同化，在京城这个人才济济，竞争极端残酷的环境里，要想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所要付出的代价是可想而知的。

儿子、儿媳不仅在学术上、工作成就上算是有所建树的了，而且他们两因为学业相同，因此除了生活之外，彼此的交流中也就有了比他人更多的共同点。儿子工作学习之余，作为一个京剧票友和曲艺评书的爱好者，也曾在大栅栏的戏剧社、工作的单位、以及社区的联欢晚会上客串演出过京剧。家在山东的儿媳，也习惯了陕南安康以酸辣为主的饭菜，这也许就是一种同化吧。它既是小两口彼此间的同化，也是这座有着巨大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的同化。

儿子除了完成本单位布置的繁重的研究课题外，还担任清华大学国际关系校刊的编辑工作，常年奔波在国内外各大城市之间参加国内外的各类学术交流活动，用孩子自己的话说，都是为了生存。然而为了生存所付出的代价又岂是他人能够体会到的？他们的工作、生活乃至个人的命运，早就与北京这座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倘若离开京城，他学习的国际政治专业以及他从事的研究课题，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空间意义和现实意义。

作为从上大学、读研、工作到晋升高级职称，在京艰苦奋斗了十几年的两孩子来说，他们有了自己的学业，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小家，更重要的是，他们已逐渐融入了他们生活的城市。

城市的异化和同化，使生活在京津两地的两个孩子，按照各自的方式融入了各自生活的城市。无论是“异化”或是“同化”，反映的都是他们的生存方式和生活状况，不同的是他们各自融入他们生活的城市的途径或者方式上的差异。而他们在紧张繁忙高节奏的城市工作生活中，也许还来不及停下脚步去体味离家的乡愁，对家乡的美好记忆也会随着经年累月岁月时光的打磨，最终都会化作记忆的碎片。

面对津京两地两孩子或被异化或被同化的情形，即家在津京，故乡在秦，父母在家，孩子在外的现实，我们是应该为他们感到忧虑呢？还是感到欣慰？

这不禁让我想到我外甥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优秀的孩子都是给国家培养的，好的儿子都是替丈母娘养的。

那我们的两个孩子又是为谁培养、为谁养的呢？

这是不是就是秋雨先生说的“异乡体验与故乡意识的深刻交糅，漂泊欲念与回归意识的相辅相成”吗？

曾几何时，人们不时发出中国人的“家”的味道和“年味”淡了的感慨，不仅仅是漂流在城市里的游子，就是我们这些逆向探亲的人们，也有同样的感怀。

在人们的观念中，家，是一个即具体又模糊的概念，或者一个大的空间概念，可能是指南方、北方、东北、西北、东南、西南，或者某个省，某个市县、乡镇、村落；或者是一个具体的居住地。而长大成人离家远行或者在外发展的人，家，或是指出生之地，或是父母所在之地，或是自己在家乡居住的地方。而回家，特别是过年回家，一定是指回到父母居住的地方。

我出生在陕南紫阳县高桥镇一个叫西坡的农家院子，哪里是我的大姨的家。我不到三岁时母亲就病逝与此，于是我自小就寄养在了我的大姨家，三四岁时就在权河边上的一座破败的观音庙开始了启蒙读书。

那里是一个任姓家族聚集的农家院子，大多是黄土夯墙，青石板盖顶，还有一个青瓦粉墙木板楼的四合院天井院子，院子旁有一棵高大的白果树，高大的树冠几乎将半个院子罩在它的树荫下，那颗树是没有男丁只生养了一个哑巴女子叫娥儿的我们叫娥儿爹（娘）家的。白果树下有几块巨大光滑的青石板，那是我们孩童时玩累了在哪纳凉或者躺在上面睡觉的地方；院子边上有一眼冬天冒着热气、夏天冰冷刺骨常年涌流的有碗口粗的泉水，用木槽导流出的泉水落地积水成潭，院子里习惯把那里叫“河坝”，整个院子都在那里挑水吃，院子里的衣物或者需要清洗的东西也都是在河坝里洗涮，站在院坝里就能听到河坝泉水的流水声和棒槌捣洗的声音。

院子旁高坡上长着一棵高大的老柿子树，它就那样兀立山岗，站在高坡上能够俯瞰山脚下权河边一边通往高桥镇一边通往山外的大路……

我的整个童年就在这个叫西坡的地方长大，我的母亲和自幼抚养过我的大姨就埋葬在这里。童年时，我们曾经在白果树下偷偷的捡拾还没有脱皮的白果，总是遭到娥儿娘的咒骂和驱赶，结果回去后还要被大姨罚跪，那即是对做错事孩子的惩戒，也是村里人对没有男孩（俗称断后）人家给予的一份同情；也曾经躺在白果树下的青石板上，听天狗吃月亮的童话故事；夏天，到河坝边赤脚浸泡在冰冷的泉水里，喝一口甘甜冰凉的泉水解暑、解渴；无聊时，站在长着老柿子树的高坡上，目送山脚下奔流的权河水，远望山脚下权河边那条一头通向高桥镇一头通向山外的大道发呆，幻想外边神秘的世界的样子，或者独自喃喃自语，或者引吭高歌，学唱着天老地荒的紫阳山歌。

三四岁的时候，看到院子的孩子都到山脚下权河边国营农场对岸的观音庙上学，于是也吵着也要去读书，经过向一个任姓本家的按辈分与我们同辈的先生求情，于是我就成了那个破庙里没有课本混杂在学堂里的“旁听生”。

一间课堂，咋能收敛一个童心未泯顽童的心，课堂外的热闹情形总是把我的注意力吸引到外边的世界里，有时尽然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随着外边热闹而手舞足蹈高声喊出了声音，只有被老师拧着耳朵罚站时，才知道自己身在课堂。在朦朦胧胧中，听老师讲述那高深莫测的话题，每每激起我强烈的好奇心，我曾经私下里扯着比自己大的学娃子脖子上的红领巾，凑到自己的鼻子下边去闻“用革命烈士鲜血染红的”红领巾是不是还有烈士鲜血留下的血腥味，也曾经幻想自己有一支曾经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威力无比的“小米加步”的神枪成成就童年的英雄梦…从此在我幼小的童心里播下了希望的种子，立下了涉远高飞的鸿浩之志。

学年之后，终于要离开这个西坡院子到县城读书了。送别时，我大姨在我的布袋里装满核桃、煮鸡蛋，她把姐弟俩送到房檐坎下后，一边擦拭着眼泪，一边不断地叮嘱我寒暑假再回来。从此，那条通往山脚下的山路上，每年寒暑假后，都会撒下我童年的泪水。

每年寒暑假我都要回到哪里，在幼小的心灵里，哪里就是我的故乡。每年寒暑假到我大姨家的时候，老远望见山粱顶那颗高高的柿子树时，我的心跳就会加快，看见老柿子树，就意味着我姨家就要到了。而我每次上山时前，总是会在已经废弃不用的观音庙前驻足片刻，希望还能听到朗朗的读书声和同伴们的欢笑声，然而破庙依旧，学校早已不知迁往何处。

整个童年，那个叫西坡的小山村的满山遍野都留下我砍柴、放牛的足迹和身影。春天，采摘桑椹，嘴唇和衣褂子上留下乌红的印记；夏天爬上核桃上，摘下尚未成熟的核桃青果，到河边用石块剥去外壳后，取食嚼一口就冒白浆新鲜的核桃仁，一双小手被核桃外壳的浆汁染的漆黑；秋天，在橡树林子里捡拾橡树果壳，爬上树梢掏鸟窝；冬天时，上山捡拾一堆干柴，燃起一堆柴火，爬上树杈将架在树杈上晾晒的黄豆放入火中，等火堆熄灭后再在灰烬中寻找烧熟的黄豆……那时候，山谷间时常响彻着我的呐喊声，院子的角落里能够看到我独自一人在那叨叨絮絮的不知在说着什么，以至于我大姨时常对我说：你的那一张嘴跟着你造孽……

学年之后，我在紫阳县城读完小学、初中和高中。整个小学、中学生时代的十年都是在背诵毛主席语录和学工学农中度过的。这十年，也恰好是伴随“文革”的十年，我们这一代也就成为“文革”受害最深的一代人。同时，在那个的特殊年代里，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幼年丧母寄居乡下，学生时代又备受政治歧视，致使小学入不了红小兵、初中入不了红卫兵、高中入不了团，这段特殊经历，在我幼小的心灵深处，留下了终生都难以抚平的创伤，因而也影响了我一生的人生进程。

参加工作之前，我在紫阳插队、做个代理老师，后来考取税务局做了一个小吏并终其一生。参加工作后，在西安完成了大学学业，也曾经有机会留在西安某个大学里当教师或者应聘到海南成为海南建省后的第一批拓荒者，然而命运多舛，宏愿难遂，此生注定要在一次次失败和磨难中度过，以至于紫阳，这个生我养我的第一故乡，注定要成为我心灵备受摧残的伤心之地，陕南安康注定要成为我最后的归宿地。

西安留校不成，调入安康在系统干校做老师，因为一场人人都要过关的风波之后的表态发言中，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把自己标榜为一个先知先觉者和永远的正确者，而是把自己从迷惑到认识的全过程真实的说了出来，而从此我由一名系统冉冉升起的新星变成落后分子，自此厄运从此与我如影随形。为了洗刷自己身上的标签，我用了十年时间才入党，用拼命工作，来证明自己的实力，这样的艰难历程让我从此溟灭了涉足远行的幻想，以至于一生一无所成。

父亲还健在的时候，每年过年的时候我都要回到紫阳县城过年，如今父亲已经去世，紫阳也就在也没有了我的家了，因此也就逐渐与那里疏远了，安康，也就从此成为了我现在的家和故乡。

在中国人的观念这里，既是那些浪迹天涯的古人，其实也会因为常年漂泊在外的经年累月中，也会心生不知家在哪里，乡关何处的惆怅。“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儿时背诵李白的《静夜思》后，方知人间尚有思乡之愁；“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读王维的诗句，始知身在异乡游子思乡之苦；唐代崔颢《黄鹤楼 》中的诗句“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发出的“乡关何处”的感叹，不知勾起了多少人的离情别绪；而唐代孟郊的《游子吟》中“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归”，这首耳熟能详人人皆知的诗句，每一次读来不知引发出多少人的无限感慨，那深挚的母爱，跨越时空，无时无刻不在呵护和沐浴着天下的儿女……

人们常说，我们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前出生的人，也许是中国最后一代尽孝的人了，他们也是心怀虚荣之心和最为纠结的一代人。是的，孩子留在小城市，也许没有了留在大城市工作的光环和成就感，千方百计让自己的孩子留在大城市工作，其实大多数也都是虚荣心在作祟。由于中国各项社会资源过于集中于大城市的现实，促使人们涌向大城市以寻求个人的发展，从而形成中国特有的北漂、南漂族群，城市的“马太效应”掏空了小城镇和乡村，导致村镇日益空心化和边沿化。人们只有年老，或者自己有个小病小疼时，才能体会到那个为你端茶倒水的人，也许就是那个没有光宗耀祖生活在自己身边的孩子；节假日能够能与父母聚在一起，或者去郊游，或者找一农家乐小聚是那个生活在自己身边的孩子；过年时，能够团聚在一起，吃上一顿团圆饭的，也还是自己身边那个孩子。

过年，举家团圆，除了亲情的勾连，也少不了舌尖上的诱惑，具有乡土特色的美食，独特的地域年俗，难以忘怀的年饭味道，大街小巷嬉戏游玩孩童的欢声笑语，早已成为漂泊异乡游子难解的浓浓乡愁。

回家过年，勾起的是一缕淡淡的忧愁。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成为游子心中的渴盼与焦虑。那回家过年唤起的乡愁，就成为游子们心头剪不断理还乱的绵绵情丝…..

由此我想到了那些行走在回家途中的游子，想到哪滞留他乡不能与亲人团聚的单身狗，更有那些漂泊海外的游子。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想到与我们一样逆向探亲的新人流，特别是随着城市化、老年化的新常态，因此对过年、乡愁、团聚以及未来的归宿的感念，无不引发我们无限的感叹和伤感。

在外打工或工作的子女们，回家与父母团聚是过年，在外打工的父母回家与子女团聚是过年，逆向探亲与孩子团聚不也是过年吗？

想到背乡离井，抛家别舍，年老购房在京冀郊外的亲家，不就是不想让自己的女子增添回家的旅途劳顿，让子女享受到亲情、感受到家的味道，才远离里自己的家乡来到这异地他乡的吗？

舔犊之情，天地可鉴，父母之情，孩子可知？

只要父母在，家就在；只要亲情在，年就在；只有父只有父母孩子在，年就在。这就是家的味道，这就是亲情的味道。

终于要踏上返回家的归程，当我们登上等待起飞的飞机的时候，机窗外突然飘起了雪花，纷飞的雪花越下越大。

据说北京已经五年没有下雪了，去年曾经有几个月没有下过雨了。

这突然飘飞的雪花，不禁让我心生感慨，我们就要回家去了，我们离安康的家越来越近了，而孩子则离安康的家越来越远了。

此时，离情别绪，思亲乡愁，都湮没在了纷飞的大雪之中……

（初稿于2019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