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始至终都一个问题，不断地在我脑子里四处冲撞：“她怎么就成了这样？”

一个只是“忍受不了床铺杂乱”的强迫症女孩，为什么会发展为一个伤人的精神病患者？这其中的缘由，会不会才是能帮到她的关键。

前言

我是一位心理治疗师。在一家精神专科医院就职，为精神疾病患者提供心理治疗。“做一个正常人”，是这里每一个病人的努力方向，患者是在接受治疗，也是在努力获得家庭、社会的认可，寻找重返正常生活的希望；而与他们朝夕相处的我们，一言一行可能都会是某个患者眼里的火烛，或是阴雨。我也想将自己听到和见到的这些故事记录下来，希望愿意看这些故事的朋友，能看到如此平常的他们，也有七情六欲，知冷知热，会哭会笑，和我们每一个人一样。这就是我想讲这些故事的初衷。

1

2016年，我刚从学校来到精神专科的心理门诊实习。在一次教学旁听里，我认识了第一次来心理门诊寻求帮助的果子姐，那时她也才刚工作不久。

“我就是受不了，一刻都不行！”果子姐五官几乎挤到了一起，“只要有一点乱，我就要发疯。”

果子姐说，自己对床铺的整洁有“发疯一般的要求”。无论是谁——包括她自己——只要“沾染”到一点她的床，她就必须把所有的用品扔到盆里，“一寸一寸”地搓。为此，果子姐经常跟“无端出入自己房间”的家人剧烈争吵。

发展到后来，只要她自己不在家，便会时时刻刻担忧着床铺的“安全”。一旦回到家后，不论是否有人真的碰过她的床，果子姐都要把所有的东西洗一遍。

老师问：“家人有没有跟你稍稍提过，这样会影响他们？”

“谁叫他们碰我的床！”果子姐眼神发横，而后又小心翼翼收起嗓门，“我真不想这样……你是医生，求求你给一个办法吧。”果子姐拿左手作刀状，在右手臂上狠狠一砍，眼珠要瞪出眼眶：“我都想把自己的手剁了！”

强迫症，是一种较为常见的精神问题，以反复出现的强迫观念、强迫冲动或强迫行为等为主要表现。多数患者认为这些观念和行为不必要或不正常，但无法摆脱，为此深感苦恼。一般来说，在经过了几次谈话后，心理治疗师与来访者建立了比较牢靠的关系，多多少少会挖掘到一些有用的信息，治疗也就有了方向。

但果子姐有些不一样，在与老师的数次谈话里，她只是翻来覆去地描述自己的症状，如何痛苦。当老师问她类似关于“缘由”的话题，“你小时候，有没有跟‘床’有关的、印象深刻的经历？平时跟父母有谈过吗？”果子姐就即刻住了嘴。若是老师连续提问，她便双手捂着肚子，低下头左右摆动，嘴里“呜呜”地哼，仿佛难受至极，不再交谈。

经过四五次交流，仍旧毫无进展，老师最后只好给她建议——要么去尝试一下精神科，做个精神检查；要么找个自己信得过的治疗师，尝试一下催眠。

“催眠？”果子姐拔起头，声调有些扬起，“电视里催眠师都坏得很，什么事都能问出来，不行，绝对不行。”

“那就到住院部看看精神科医生，或许会好点。”

果子姐身子猛地窜直，调门直上八度：“我又不是精神病！看什么精神科！”

果子姐没说错，她的情况确实没必要看精神科。老师本是想“吓唬”一下她，看能否“套出”点对治疗有益的话出来，没想到果子姐完全不吃这套。谈话时间到了，老师把果子姐送出门后，压低嗓子说：“这回脸算是丢完了，下回换其他人接吧，我处理不了。”

果子姐再也没来过。毕业后，我留在医院成了一名治疗师，定岗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再见过她。只是偶尔听老师提起，说医院里的治疗师她都试了个遍，“没有头绪，只会说自己好难受”。最后，老师“自我总结”道，“这样束手无策的也不是没碰到过，习惯就好。”

2

2018年年底，南方大部分地区还紧紧攥着秋季的尾巴。每到季节变换，入院的人总会增多。某日，住院部的卢医生开了份医嘱，要求康复科派一位治疗师，给她的一位患者做心理干预。

我是治疗师，而患者正是果子姐。

在了解了果子姐现下的基本情况后，我拟了一份计划书——初期稳定情绪，配合缓解病情，再以锻炼某个具体能力为中期目标，以成长为最终目标。卢医生扫了一眼计划书，“你先去看看吧，先照这样做着。”

果子姐的床位在病房的靠里一侧，由一道铁闸门与其他的病人隔开，铁杆的缝隙被厚厚的透明亚克力板封住。远远看过去，果子姐并不在床上，而是躺在一侧的地上。

一条暗灰色绒裤、一件嫩黄色外套、一个白色方形小枕头，平铺在地上，摆成了一个人形。她整个人都严丝合缝地贴着衣物的边躺着，悄无声息。我越靠越近，稍稍放缓了脚步。她的四肢明显有了些细微的颤抖，腹部起伏的频率渐显杂乱，看起来就像一个演技拙劣的演员，正“兢兢业业”地扮一具尸体。

护士耸耸肩膀与我无奈地对视了一下。

“果子姐，睁眼看看，还记得我吗？”我蹲下来，轻轻地问了一声。她毫无反应，眼睑细密地抖动。我把声音放得更柔和，“先起来好不好，就跟你说几句话。”

果子姐的眼睑抖得更狠了，口鼻随着用力而翕动，像是要彻底封住自己的五官，两只手掌绷成反弧形，紧紧夹贴着裤腿。我再欲说话，护士把住了我的肩膀，摇摇头。我明白她的意思，看样子，果子姐是不打算与我交流了。

我无奈地站起身，准备跟护士离开，转身看到果子姐的床铺，的确是赏心悦目般的整齐——蓝白条纹的床单，像是平铺在水平的桌面上，花纹绷得笔直。忽然，一个念头闪过脑海——要不要故意把床搞乱，看能不能“激活”她？

这种做法定然是不合时宜，但当时我的想法是：果子姐来住院，目的是治疗。无论如何，先让她跟我有个“确切的”接触，试试能否了解到她现在的大致情况。退一步说，现在她身处医院，护士医生治疗师都在，发生情况也能及时处理。

想到这里，我手腕一抖，故意把夹着治疗书的夹板甩到了床边。“啪！”整齐的床单，瞬间压起一个气包，垂出床边的床单微微鼓荡，扬起躺在下面的果子姐几丝头发。那片“刺眼”的凌乱，仿佛是一杆撬棍，缓慢而有力地撑开她的眼皮，看看我们，又看看床铺，果子姐脸上的表情似哭似笑，越来越丰富。

“哎呀，你们！”果子姐双掌砸地，抖腰瞬间坐起身，“你们搞我的床干嘛呀！”

我拦住要上前的护士。方才还如雕像的果子姐，此时却像只蹦来蹦去捡果子的松鼠，麻利地拆下被套枕、床单，双手飞快地将其呼拉成一团，抱于胸前。

“开门，开门，快打开门，”果子姐跑到隔离门旁，“咚咚咚”地拿手肘戳门板，向着护士嘶喊，“我要拿洗衣粉！”

“你有病吗？！”护士气呼呼地瞪着我，一把推开我，赶忙走上前去环住果子姐，低头与她微语，试图安抚。我局促在原地，不知该如何自处，强撑着红脸，想找个空隙插几句嘴解释，但果子姐一直在护士的怀里，左右不安地扭动、闪躲。我不断质问自己，是不是做了件蠢事。

看着果子姐的情绪慢慢稳定了下来，我心里才安稳了一些，赶紧捡起夹板，从病区另一侧的小门逃了出去。

一连几日，我都不敢到病房去，但果子姐的治疗计划摆在那里，不去也不行。第五天，我揣着新打印的计划书，又去找卢医生。见到我，她抓了抓头发苦笑了一声。

“计划书里没这一出吧？”她半靠走廊，右手打着响指，向我发问，“怎么，上来就给她搞系统脱敏？”（编者注：当患者面前出现焦虑和恐惧刺激的同时，施加与焦虑和恐惧相对立的刺激，从而使患者逐渐消除焦虑与恐惧，不再对有害的刺激发生敏感而产生病理性反应。）

我挠着额头，尴尬地咧着嘴巴笑。她完全识破了我当时的小聪明，表情严肃，“以后不要这么干了，我的意见很明白，只需要治疗师协助缓解她的情绪。”

我低头搓着手指没答话。

“唉……”卢医生叹了口气，靠近我，“你到底怎么想的。”

“我认识她，之前她只是强迫症，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成这样了，我想试试，能不能……”

“能不能什么？”卢医生打断了我，“做你该做的事，懂吗？她没有家属吗？由着你胡来？！记住，治疗治疗，先治，后疗愈。我知道你没坏心，但现在最主要的是先把病情稳住。要帮她也要等到后面有了妥善的办法。个个治疗师像你这样，那不是在帮倒忙吗？”

我头如捣蒜，嘴巴里不停地“嗯嗯”，卢医生的表情这才缓和了下来，压低嗓子：“你自己不想想，她为什么会单独隔离住在一楼？”我反应过来，一般被安排在底楼的病人，大多有过伤人、自伤的行为或者倾向，其中少部分还牵扯到违法问题。

“她是急性精神障碍，发病的时候捅了她爸一刀，是警察押过来的。”卢医生嗓子暗暗用力，“你就不怕把她激起来，你自己出点什么事？划得来？”

看我一脸惊恐，卢医生拍了拍我肩膀，回身进了办公室。

我明白，不论果子姐之前是什么病，现下就是一个因为伤人被关在精神科隔离病区的精神病患者，我的首要责任是协助医生，稳定她在治疗期间的情绪，杜绝各种不良情况发生。只是，那个问题在我脑子里四处冲撞：“她怎么就成了这样？”

之前只是一个“忍受不了床铺杂乱”的强迫症，为什么会发展成为一个伤人的精神病患者？这其中的缘由，会不会才是能帮到她的关键。

3

第二天再进病房，果子姐不再扮“尸体”了，她靠着墙坐在小枕头上，望着透开一条缝的窗外。我谨遵着卢医生的话，没有再试图“深挖”有关果子姐“变化的缘由”。往后几日，我都拿着瑜伽垫，每天带她做做肢体放松。偶尔我也和她聊些八卦闲话，对此，果子姐并不抵触，反而异常健谈。

“你吃过庐山的茶饼吗，很好吃！广东纸包鸡，知道吗，肉食才是茶点的灵魂……”果子姐说自己曾做过导游，国内“无有不至”，各地小吃、风俗都能说出个一二来。我没去过她说的“此生必去”的地方，只是耐心地配合着她。

“嘿哟，真的？”

“嚯！有机会要去试试才行！”

某次闲聊，果子姐非常高兴，一直在主动与我找话题。我暗自评估着，按照她这样的表现，应该算是达到临床上“情绪稳定，对答切题”的标准了。我笑着跟她说：“看你这么开心，我也开心，等出院了跟爸妈多出去走走看看，都会好的。”

果子姐的笑声忽然止住，咧开的嘴巴慢慢合上，上下牙渐渐咬紧，脸颊的槟榔角鼓出三道棱。隔离门外一直在传出其他患者的声音，映衬着我俩的沉默，这让果子姐突然而至的情绪转换更显得“可怖”。我暗自憋了一口气，不敢呼出声——我可能说错话了。

我快速整理好情绪，“我们聊聊别的……”

果子姐猛烈地对我挥了两下手，如同驱赶恼人的牛虻虫一般。然后又把外套脱下来，平铺在地上，闭着眼睛躺上去，边发出费力而恼怒的喘气声，边拿手扯着四处的边角，似乎是期望想让衣物和身子更贴合一些。我不禁想起第一次在病房里见她的样子，也是这般，只是这次她明显带着对我的怒气。

我手足无措，不明白如何触怒了她，只好又默默“逃”出去。

卢医生说，从临床上看，果子姐回家后只要按部就班地服药，定时复查，也不是不能过“正常人生活”。但果子姐坚决不愿意出院，更拒绝家属的探访。

“跟仇人似的，面都不愿意见。她家里也不表态，说就让她在这里住着，什么时候愿意回去什么时候再说。”卢医生也很无奈。果子姐已经住了快一个月，按规定是要清一次住院费。考虑到果子姐情况已经稳定，卢医生便请了她家人过来，商量一下到底是要继续住院，还是出院。

她的父母、妹妹都来了。之前在电话里谈，果子姐父母对接女儿回家这个事一直持不置可否的态度，卢医生把我叫到办公室，希望我能协助向她父母劝说，接果子姐回家。她叮嘱我：“你就劝，该出院就出院吧，这么年轻的姑娘，不能像那些没人管的老病人一样……”

接待室里，果子姐的父亲愁苦地捂着右臂坐在接待室的条凳上，见到我进门，很拘谨地向我点了一下头。他的右臂包着纱布，外层渗透出褐色药液，面积颇大。母亲和妹妹坐在远离父亲的另一个条凳上，眼睛各自看不同的方向，身子紧紧挨在一起。

我简单解释了下果子姐的情况，随即建议家属先把人领出院，有问题再说。

父亲头微微向一侧低开，没有搭话。母亲欠了欠身子，略微哀苦地看向我：“她没有……过得好吧，没有……”

“没有什么没有啊！”父亲忽然吼了一声，吓了我一跳。他如孩子受了冤一般委屈，把受伤的手臂伸到果子姐母亲面前：“我这膀子明明挨了一刀，是假的？”母亲闭上嘴，侧身抱着妹妹。父亲又转向我，语气更为委屈：“你来评评理，做女儿的，拿刀要杀他爸，我哪里还敢让她回去。这个家还要不要了？”

“你乱说！”妹妹忽然从母亲怀里挣脱，跃起身子，指着父亲，“姐姐怎么敢杀人，她明明是怕你，你总对她……”

“滚蛋！”父亲上半身前扑，像只猛虎，瞪着妹妹。继而又把头转向我，哭丧着说：“白眼狼啊！我是她爸，她是我姑娘，我能怎么她！”

看着这位中年人满脸都是“如此这般”的神态，我有些手足无措，只好把目光投向妹妹，她使劲抿住嘴巴，泪聚成细流击在母亲的肩上。母亲紧紧抱着她，如同蜷缩，泪珠缓缓地从眼眶里浸出来。屋子里如同水将烧开前那几秒，让人心焦。忽然，父亲站起身，语气忽然变得蛮横：“不出院，就这样。她也不愿意出，我也不愿意她回。钱我有的是，不差你们。”

说罢，就丢下哀苦的母女二人，头也不回地踏出了接待室。

这场争吵透出的信息太多了，我不知该如何消化，稍微冷静下，只能搜肠刮肚地想了一些“套话”，对果子姐的母亲说：“您老公现在情绪不太稳定，我们先避免冲突。要是您也同意，那就先暂时让女儿住院？”

“医生，我可不可以跟你单独谈谈？”妹妹忽然开了口，母亲扒着她的手，眉眼深蹙有些哀求，但她拍了拍母亲的手，继续说：“我一定要跟你谈谈。”

我能察觉到果子姐的妹妹要跟我说的事，并不在我的职责范围内，而且现下我没有染指有关这个事情“真相”的权利。在我犹疑时，卢医生进门，我与她眼神相对征询她意见，她竟微微点了点头。于是，我把妹妹请到了另一间接待室，而卢医生则留在这里，陪着果子姐的母亲。

4

在妹妹的描述里，这个“所谓的”爸爸除了知道赚钱，其他方面“猪狗不如”——“他经常不回家，说家里阴气重，影响他发财。一点小事就发恼，打人，打妈妈，打姐姐，打我。他不就是嫌我妈生不了儿子？”

为了避免这场谈话变成对他父亲的“驳斥会”，我决定稍微引导一下谈话主题，“你姐姐现在的诊断是精神障碍。为了帮助姐姐恢复，你可以跟我说说她以前和现在的区别，比如人际关系、情绪控制，跟以前是不是不太一样，是什么让她发生了变化……”

“就是他！”妹妹眼神冒火，“他就是一个不要脸的强奸犯！”

听到“强奸犯”这三个字从她嘴里蹦出来，我像是被砖头拍了一下后脑勺。我沉默了一会儿，试图先把谈话拉到一个相对平和的氛围中来，“这个话不能随便说，是你亲眼看到，还是姐姐告诉你的？”

涉及到这种事情，现下就不仅仅是果子姐单纯的治疗问题了，一旦妹妹有切实的“说辞”，我就不能再与其继续聊下去——因为这已经涉及到复杂的法律问题，我无权处理，必须上报。

但妹妹似乎夹带着思索的神情，躲避我的眼神，没有回答。

我紧跟着她的“无措”：“也许你没亲眼看过，也没听姐姐说过，只是单纯对父亲的所作所为太恨了，所以……”

“不是，不是，”妹妹重新看向我，“我是没亲眼看到过，但姐姐亲口告诉过我。”

妹妹眼里的果子姐曾天不怕地不怕，个性极为开朗，“捉青蛙、捉螃蟹，没有她不会的”。但初二那个暑假，本该趁着夏日热情放飞自我的果子姐，却一反常态，成天待在自己的房间里。

“我们从小住在一个房间。以前放假，我醒来她早就不见了。那个暑假，她就抱着一团毯子，要么坐着，要么躺着。妈妈要洗也不给，也不让我碰。”

某天，趁果子姐洗澡时，妹妹去抖动那团毯子，发现里面是姐姐的内衣裤。洗澡回来的果子姐，看到这一幕，愤怒地扑向妹妹，想把东西抢回来。而当时的妹妹，以为姐姐只是小姑娘被戳破“秘密”的愤怒，所以得意地扬起下巴，“我要告诉爸爸妈妈哟，姐姐你不讲卫生，羞死人！”

“我没想到，她一下子就哭出来了，要是以前，她早就扑上来了。”妹妹的愤怒里，渗透出一点悲哀，“她告诉我，如果我说出去，她就会被爸爸打死。”

果子姐这时告诉妹妹，她发现爸爸在偷拿她的内衣裤自慰，而且不止一两次了。我刻意大声地清了一下嗓子，因为这个时候，我必须要说话，“你们有没有跟妈妈说过这个事？”

妹妹叹了口气，低下头：“要是她能早点制止，哪会这样。”的确，从一开始在接待室，再到现在，妹妹仿佛对母亲的感情很复杂。我没有继续追问。

果子姐告诉妹妹，父亲自从没再得到她的内衣裤后，也没有更进一步的行为。但一颗恐惧的种子，在果子姐心里埋下了——父亲在她的眼里，成了“臭不可闻的毒虫”。

“有时候爸爸会在亲戚面前夸她，说她懂事、成绩好，但她听到就马上跑开，”妹妹又说道，“我现在才意识到，她心里是多么痛苦挣扎，不知道该怎么说。”

我跟妹妹的谈话该结束了。她的了解只限于自己对姐姐、父亲的认识，但事实的主人公并不是她。况且，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一直跟一个“外人”倾诉自己家庭的悲惨事，对她来说太残忍。我特意抬手看看手表，对她说：“时间太晚了，我也大概知道你的意思，你放心，我会尽力去帮助你姐姐康复。先跟妈妈回去吧。”妹妹脸上划过一丝失望的神情，但还是谢了我一声，起身出门。

事后，我将谈话的内容告诉卢医生。“难怪啊，”卢医生若有所思，“她妈只说自己蠢，害了自己姑娘。”

这次，我不敢像之前一样“恣意妄为”，老老实实向卢医生询问：“那后面，是接着按部就班治疗，还是……？”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吧，就是真有这回事，你能管吗，我能管吗，医院能管吗？我们的责任，是保证患者病情的稳定和康复。”

5

我想了下，果子姐的情况目前比较稳定，但如若直接上去摊出她妹妹向我说的、所谓的“还不确定的事实”，极有可能再激起她的病情。要不要去问，该怎么问？

卢医生给我解释，精神病患者伤人是个常见的事，但果子姐又有些特殊，她伤的是自己的监护人，而凑巧，她与监护人——父亲之间，可能有一段难以启齿的“事实”。如若这段事实一直隐瞒着，现下果子姐的处境就不容乐观，她的治疗与否、住院与否全部取决于监护人。

卢医生让我去尽量把事情问清楚，好让果子姐“不那么被动”。至于卢医生怎么利用这个事实去争取主动权，她没有说。而如何顺利地跟果子姐沟通这个事情，我必须想一个切入点——找一个她既熟悉、又不至于反感、还能顺利地引出我想了解的话题。想来想去，我决定从果子姐强迫症的“源头”入手——床。

天气已冷了，一天，阳光微微透出云层，我又去找果子姐。她还是不愿意睡床，而是坐在一个塑料凳子上，紧贴着窗户边透进来的一片窄窄的阳光。和往常一样，我带着她边拉伸身体，边耐心听她说着各种真真假假的地方志。

运动了10分钟，她已经微微出了点汗。我估摸着她的心情，假装欣赏着她的床铺，“啧，果子姐，你这床铺真是绝了！为什么会这么整齐？”

果子姐鼻孔微张，哼笑一声，有些得意。我又趁热打铁：“你得教教我，我妈总说我的床像猪窝。”

果子姐笑得花枝乱颤，走到床前，双手果断把它掀乱，对我说：“看好喔，我就教一次啊。”

她很仔细地把床单、被子、枕头分成三个区域，一一规整，再拼凑到一起，而后她半蹲在床的侧边，眯着一只眼睛，左右审视，观察床角、被子、枕头是否对齐。最后，再从床头到床尾巡视一遍，像刮奶油一般，把每一个褶皱抚平。这套动作下来，半小时过去了。

这期间，我一直跟着她左右腾挪，不住地点头，等好不容易摆好了，我立即抚掌赞叹：“学到了，学到了，果子姐真厉害啊！”

果子姐叉着腰，牙龈都笑出来了，我见时机已到，略带羡慕地说：“这么整齐的床，睡起来都开心，是不？”

果子姐咧开的嘴角明显有些颤抖，停顿一会，我又问道：“果子姐，这么整齐的床，为什么不睡啊？”果子姐的笑容完全消失了，双手有些无措，但没有出现大的情绪波动。我暗自狠了狠心，凑近一步，“你为什么不碰自己的床，你到底在怕什么？”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果子姐摇着头，想哭但又忍住了，回身坐到塑料小凳上。

我意识到自己的提问太过心急，她一时间接受不了，于是蹲下来，凑近她，“果子姐，你说……床？咱们一般拿来干什么呀。”

她扶着膝盖，有些局促。我又重复了一遍问题。

她声如蚊吶：“睡觉……”

“对，还有呢？再想想？”

她抬起头，疑惑地盯着我。我提示着：“比如，夫妻呀，男女朋友呀，在床上……”我忽然闭住了嘴。虽然我此时是一个职业身份，但谈到这种事，还是略有些尴尬。

果子姐也低下了头。我又狠了狠心，清晰地问她：“你有男朋友吗？”她微不可闻地点了点头。我立刻提高了语速：“那你跟男朋友在床上的时候，你会惧怕床吗？”

她盯着我的眼睛，不一会又低了下去，眼皮飞快眨动。

“你根本就不是害怕床，”我一字一句地说，“你是怕在床上的一段经历，一段可怕的经历，你其实一直记得。”

果子姐拳头捏得更紧了。其实我心里也很紧张，怕她的情绪波动，我甚至已经假装在调整姿势，实则偷偷把手放在身前——以防意外。但事已至此，我只能添了最后一把火：“我们和你妹妹单独谈过了。”

说完，我紧张地静等着果子姐的反应，但她却并如我预想的“火山爆发”，而是缓慢地放开捏紧的拳头，抚上自己的脸庞，掩盖住的嘴巴，发出像是虚弱的鸟儿鸣啼一般的“呜呜”声，由小变大，最终融成了一片潮尖击岸般的悲鸣。

我没有打断她。她需要这场“正常”的悲伤，如同在挤满水的高压锅底，钻了一个规整的孔，让情绪顺着孔，有序地朝着一个方向安全地流出去。

冬日昼短，窗角的窄光已经偷偷走了，等我注意到，屋子里已经暗得快看不清全貌。我走到门边打开灯，屋子里又明亮了起来。明亮的白炽灯管，晃到了果子姐的眼睛，她双臂往后撑着墙壁，扭着立起身子，走到床边，毫不犹豫地一屁股坐下去。

我在思忖着今天是否该结束谈话，果子姐却先向我提了问：“我妹妹都跟你说了什么。”

我拿起塑料小凳子，坐下来，慢慢把妹妹讲过的话说给她听。自始至终，果子姐都面色平静，如同听着旁人的故事。

“其实……”果子姐打断了我，“他没强奸我。准确地说，是没有成功地强奸我。”

6

那个暑假，果子姐发现父亲的“龌龊事”后，第一时间就告诉了妈妈，“但我不知道妈妈是怎么‘警告’爸爸的，反正我和她都挨了打。”

果子姐父亲早年从设计院出来单干，赚了不少钱，其长久以来的“暴怒形象”，还有他经济支柱的身份，让他将这件在他看来“莫须有”的事，硬生生在家里按了下去。

“他还跑到我房间里来，哭得涕泗横流，说自己是因为太爱我这个女儿，求我不要误解他的爱。”果子姐摇着头，耻笑的表情异常明显。

此事后，父亲确实“收敛”很多。但恐惧已在果子姐心里生根发芽，她开始刻意地在一切场合躲避与父亲的接触——肢体、语言甚至眼神，她都将其视为“不能碰的毒疮”。父亲可能意识到自己“不可弥补”的错误，开始用各种方式关心果子姐，辅导功课或者是“大把大把”给零用钱。

“毕竟……哎。”果子姐停了下来，但又没把话说完。

我尽量适当地插了句嘴，“其实，他也用力在弥补，毕竟，你们还是亲父女，会不会其实是你误解了什么。”

果子姐一脸诧异，看向我，“误解？误解？！”而后，她陡然地森严盯着前方，“狗改不了吃屎！”

某个周末，父亲忽然说要带大家去动物园，甚至提前一天把票买了回来。果子姐当时毕竟是个孩子，玩乐的兴奋立刻冲淡了她对父亲的恐惧。父亲把票给果子姐的时候，妹妹正在洗澡，等妹妹回来，果子姐立即直起腰，扬起两张印着狮子老虎图片的门票，炫耀似地向妹妹摇晃。

可妹妹却完全没有理会果子姐，低着头爬上床，在紧靠墙壁的一边盖上被子，缩成一团。果子姐以为妹妹故意做一副哭丧脸和她玩，上前去猛地把被子掀开，却发现妹妹泪水涟涟。“不出我所料，”果子姐拳头又捏紧了，“他就是狗！改不了！妹妹他也没放过。”

原来，妹妹在洗澡时，发现父亲也在对她的内衣裤做一样的“龌龊事”。谈到这里，果子姐停了下来。左右手交握成团，发出“咯咯”声。

我冷静下来，想起以往与其他人谈话经历——不少人在回忆起痛苦的经历时，有故意回避事实的现象，还会试图给它套上一种尽量合乎常规的解释——类似一种“合理化”的心理防御机制。其实作为治疗师本身，并不会将重点放在挖掘访者具体的“真相”，而是尽量引导来访者正视这种“真相”。对现在的果子姐而言，强烈的回忆，逐渐升温的情绪，可能对她正视“事实”会造成阻碍。

我又决定停止谈话，因为浮出来的信息太多了，虽然不知道这到底是真事，还是果子姐基于病情的“臆想”，但她越来越激动的样子让我对她的病情很担忧。我故意拍着膝盖，发出“啪啪”声，起来伸了个懒腰，说：“有点晚了，要不……”

果子姐歪头，斜着看我：“你是不是觉得我要发癫了？”

“没有没有！”我赶紧挥手。

“我冷静得很，既然决定说出来，我就说完。”

我只好又坐下了。

此后，父亲在果子姐的眼里，彻底成了一团恐惧和厌恶的“烂肉”，“无论他在人前多么的风光，对我们装作多么爱护，但我知道他就是一团烂肉，家暴、重男轻女、猥亵自己的亲生女儿！”

在这里，我意识到一个问题：果子姐对于父亲的看法，都基于他对自己两个女儿所做的两件“龌龊事”。当然，我不是为这位父亲辩解，但一个很清晰的事实摆在这里——果子姐若有若无地提到过，父亲有时候也尽力地在弥补他的错误，但为什么，作为女儿的果子姐，对父亲的恨都是如此彻底。

而且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事摆在这里，果子姐对“床”的恐惧，跟这事到底存在哪些联系。在她接下来的描述里，我看到了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

果子姐19岁时提出要跟妹妹一起，搬出去住。“我想了，妈毕竟还是他老婆，那我就跟妹妹出去躲开吧。”但是她们的父亲坚决不同意。

“吃晚饭时提的，他摔了碗就出去了，”果子姐嗤笑着，“好像受了多大的侮辱一般，呵呵。”

母亲跟果子姐说：“你不要惹他行不行，算我求你了。”果子姐心冷了半截，夜里睡不着。到了后半夜，迷迷糊糊感觉身上压了一个人。“我……猛抽了他一巴掌，”果子姐音量时大时小，断断续续，“他把我压住……按着我的嘴，眼睛像……狼一样……想把我整个人按进床里去。”

我很明显感觉到果子姐的情绪已经到了接近崩溃的边缘，立即拍着她的手安慰她：“好了好了，我知道了，知道了，不说了。”

果子姐挪开我的手，继续说，“但他最后还是把我放开了，也许是我的样子让他害怕了，或者说，让他心软了。”

其实说到这里，基本上很明朗了，如果果子姐说的都是事实，那么，她的强迫症、她的愤怒，都有了来源。

果子姐说，自从那晚以后，她就对躺在床上“异常恐惧”，甚至还日益加深，最后，一切跟床有关的事，都能引起她“深深的焦虑感”，类似一种泛化。（编者注：泛化，指某种反应和某种刺激形成联系后，对其他类似的刺激，在严重的情况下，也会引起某种特殊的反应。）

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后，2016年，她便独自来心理门诊求助。

现在，只剩一个事情还没有搞清楚：她为什么会砍了父亲一刀，被当成精神病患者关进来。而果子姐给我的答案，却有些“荒诞”，甚至让我有种感觉，她砍伤父亲的理由，完全符合她现在“精神病患者的身份”。

一个中午，全家人都在客厅，父亲因为太热，把上衣脱了。他裸着身子的样子，让果子姐想起了那个夜晚。内心的恐惧、烦躁、愤怒如同洪水决口一样，涌出心头。果子姐忍无可忍：“你能不能把衣服穿上。”

“你看看外面的太阳，”父亲委屈地用手顺着腋下抹向肚皮，手心里聚起一窝汗，直直伸到她面前，“看看，鬼热的天气！”

果子姐眼睛瞬间瞪大，急速往后躲开。父亲保持着委屈的表情，没有再进一步。从恐惧里暂时回过神来，果子姐看着眼前的父亲，只觉得一股难以压抑的火气在体内窜起，一脚踢翻了垃圾桶。

“造反！你跟谁摆脸！”父亲捏起拳头，高高举起来。果子姐强挺起身子，眼光不移。猛然间，她发现父亲手里的汗液，顺着手臂，一路下流，又淌回腋下。

“恶心，真的恶心！”果子姐说到这里，橫咬着牙，身体不住地颤抖，描绘当时的场景，“他就不知道自己多恶心，强奸犯！”

果子姐站起来，开始慢慢后退，摸索着厨房门的方向走去。“其实我躲进去后，心里只剩害怕。”果子姐说到这里，眼神有些暗淡。她不知道，要不要出去，也不知道，外面的父亲会不会冲进来。

“于是，我拿了一把刀！”果子姐眼神又亮了。她拿了一把几寸长的水果刀，用左手藏在背后，打定主意，出去后，只要“那团烂肉”敢冲上来，就捅了他，然后再自杀。

职业习惯又在提醒我，该说些什么了。我打断果子姐的回忆，说：“其实你有没有冷静地想过，当时，自己有点过于激动了？”

其实我是想提醒她，当时她的做法跟想法，已经有些趋于医学意义上的“精神问题”。但果子姐现下明显没有能力读懂我的意思，而是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回忆里。

“打开门，他果然在那里，那就怪不了我了，既然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这样，那我就捅他，捅！捅！捅！……”果子姐不断地拿手比划着，向着空气使劲作出捅的动作。

我最担心的情况还是发生了——果子姐情绪波动，又发病了。

我赶紧用双臂箍住逐渐无法自控的果子姐，大声唤着值班的医生护士。3个护士冲进来，把果子姐按住，不断地安抚。卢医生也来了，我看看她，无奈地苦笑了一下。卢医生什么都没说，只是点点头，出去了。

第二天，卢医生找到我。她沉默了很长时间，开口对我说：“你们说了什……算了，你就告诉我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我摘下眼镜，不断揉搓着自己的脸，犹疑了一会，猛地点头。

“行，”卢医生说，“我知道了，不管几分真，几分假，这姑娘肯定受了委屈，哎……世道啊。”

再后来，卢医生又找了果子姐的家属谈了几次，大约20多天后，果子姐的母亲来到医院，接她出了院。出院时，她还是确诊为急性精神障碍，但已经缓和许多，只是在没有发作的时候，认知说话情绪，还在普通人的范畴。

“我跟她爸谈过了，”卢医生跟我说，“他爸答应，让妈妈陪着两个女儿出去住。”

“完了？”我诧异地问。

但卢医生似乎很疲惫，摇了摇手，示意我出去。

后记

其实不少精神疾病患者都跟果子姐很像，游离在正常人和患者两个身份之间，不幸却看起来更让人觉得不幸一些。能说服果子姐父亲让他们搬出去住，我想这应该是卢医生在自己职责范围内和果子姐父亲“谈判”所得，这也是一名精神科医生在治疗之外，所能做到的极限了。

作为一位确诊的精神病患者，在这件事里，果子姐既没有实证，她的话也无法作为准确的、具有法律效益的“证据”，这种情况下，父亲仍旧掌握了绝对的话语权。而且，就算果子姐去报警，考虑到她的精神病患者身份，精神专科的意见，大部分也只能拿来作为参考，并不能对她有很大的帮助。

很多事，其实都没有一个所谓的“答案”。这的确是很无奈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