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菩萨是谁，泥菩萨是谁演的？

从民间视角看历史事件，叙述者往往用仰视的角度来看待那些历史人物。但仰视得久了，就难免有腰酸背疼的时候。所以就会换了自己的视角，用平视乃至俯视的角度。

这个角度的转变，往往会导致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另一面解读。

原始质朴的民间视角所记录的历史事件，表象上往往具有不严肃性，甚至趋于滑稽。

比如说通过民间视角解读的康王赵构建立的南宋，就相当的离奇，偶然，不可测。他们说康王原来是随着徽钦二帝北狩的，具体来说就是当了俘虏。

大金国的两位元帅完颜宗翰和完颜宗望，为了彻底铲除北宋政权，对居于汴梁城内的大宋皇室进行了整体搬迁。帝王和前帝王，妃嫔和太妃嫔，根据内府的造册，一个不留的迁往北方。先是到燕京，然后到五国城，风霜雪雨，颠沛流离，受尽屈辱。作为徽宗九子，钦宗的哥哥，康王赵构自然不能幸免于难。

这个由上万个皇室人员构成的尊贵的俘虏队伍，即便是押解的金兵管理再严，也难免有所疏漏。不屈于被命运折磨的康王趁人不备逃离，一个人担惊受怕，由北往南要回到自己的故土去。

稳定一下情绪。

起于社会底层的赵宋皇室，向来不以高贵示人。而且这个家族的基因里，有着神经质的特性，敏感，儒弱，宽容。这个基因决定了这个皇朝在武力上的不够强大。

早年建国伊始，宋太祖赵匡胤立的训诫碑，就可以看出这个皇室的特质，有忏悔，也有仁慈。后来一系列的帝王中，首开“仁”字称庙号的赵祯，更是优柔寡断得让大臣们同情。

基于此，康王赵构南渡的传闻，在高宗时代的民间，就已经传得沸沸扬扬。跟讲他父兄的故事一样，越往悲惨里讲，越能够博得世人的同情，徽钦二帝，在北方天寒地冻的冰泥里度日，住在阴冷潮湿的地窖里面，一天只给吃一顿饭，过着奴隶般的生活。

是高宗赵构那个时代对这个故事不敏感吗？愿意社会底层如此讲他的父兄吗？皇家尊严放置在哪里才算不丢失脸面？

诸如此类的故事，包括他本人的泥马渡江，之所以能够传扬开来，还是有他的私心在内的，徽钦二帝在北国的生活，比较在汴梁的帝王生活有天壤之别，但也不至于陷到尘埃里去，他们跟金国的皇室通婚，虽然自视为屈辱，实际上生活质量还是没有太大的落差，不习惯的更可能是生活习俗的差别。

但是他们的悲惨，总能够得到世人的理解和同情。这种悲惨，看似有损自己的形象，实际上有利于自己的统治更能够植根于民众的心间。

所以康王赵构泥马渡江的故事，也是基于这样一个满足于俗世民众的心理需求。

我们让故事继续。

康王脱离了俘虏的队伍，狼狈南逃。后有追兵，前有河水阻断。这个境地似乎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无奈之下，只有求得神灵的保佑，好巧的是黄河岸边有一土地庙，可怜的康王拜倒在土地神的面前。

这时候咱们得让土地庙里的那匹泥塑的白马说话，因为在这个时候也似乎只有这匹马能够驮着康王。

但泥菩萨过河，还自身难保，泥马能够平稳渡江吗？

这在现实中是不能够的，因为泥马太普通。

但是我们在这个关键时刻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要知道，骑马的人，康王可不普通，他的身份高贵，是个皇子，而且他又命中注定，是未来的皇帝，所以冥冥之中，自有神明保护，神灵相助。

历史，赋予这匹泥马以特殊的任务，而且是个必须完成的任务，这匹泥马决定着南宋王朝是不是能够建立，而不是那个孱弱的骑马人。

这匹马活动起来，驮着康王赵构渡过了黄河。是神话吗？是，但也不全是。因为康王贵为天子。这个身份的加持，让我们感觉到一切的不合理，因为有了这个层面的因素，却变得顺理成章。康王泥马渡江来到了南方，建立了大宋政权，在正史中，我们称他为南宋。

既然说到了正史，我们还是来看一下，在史官们的笔下的康王简历吧。

康王赵构是皇帝艺术家徽宗赵佶的第九子，因身份被封为康王。发生靖康之变的时候，康王年仅21岁，但是在徽宗的30多个儿子中，算是年龄比较大的。21岁应该肩负起相应的国家使命来。所以在与金兵的谈判中，康王在宰相张邦昌的陪同下，曾经到金营出使。金国的两位元帅对康王的印象还是比较好的，因为康王具备了皇子的优雅与从容。中华文明对于从草原而来的部落民族来说，还是颇有吸引力的。

好感会带来优待。康王在出使金国的过程中，并没有什么受到什么太大的委屈，人家客客气气的把他送了回来。但他最终没还是有回到汴梁，因为那个时候的汴梁已经被攻陷了，他无家可归。

无家可归的康王，只有在黄河以北地带辗转。在他的号召之下，各地的义兵和地方军队聚集在他的周围，成为金人不可忽视的抗金力量。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起，岳飞与未来的高宗皇帝才有了领导与被领导的交集，因为当时康王的活动区域主要是在相州，岳飞的老家。虽然当时的岳飞仅仅是一个大头小兵，但是对于皇室贵胄的仰慕，还是心向往之的。当时的赵构应该是岳飞的偶像。

赵构在北方的活动，虽然时时受到金兵的威胁，但也并不是民间传说中的仓皇逃窜，颠沛流离，他仍然受着民众的拥拥戴，他的周围簇拥着的不仅是他的卫兵，还有那些忠于宋朝皇室的臣民们。生活的捉襟见肘，并不影响他在民众中的威严。

历史中的赵构没有泥马渡江逃到江南后才做了皇帝。一切都在预谋之中，他做皇帝的时间距离靖康之变的时间并不久远，父兄及亲人的耻辱并不影响他登基做皇帝的荣光，而且他登基的城市是南京跟汴京近在咫尺，这个南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南京，而是现在的河南省商丘市，这个位置，我们也可以看出他登基当皇帝的急不可耐的心情。

高宗皇帝的南渡源于金朝对大宋的二次用兵，既然把徽钦二帝都“牵”到了北国，那么对于漏网之鱼，自然是不遗余力的打击和搜查。当时的策略是“搜山捡海”，可见其态度之坚决。这一政策的实施直接导致高宗皇帝从应天府一路狂奔，南下扬州，杭州，最后迫于金兵的威胁，不得已坐船逃到了海上。高宗皇帝真正的狼狈，是在做了皇帝之后的这一段时间，而不是他在做康王时期。

历史跟现实在叙述的层面上，多多少少会出现一些扭曲变形。这种基于个人感情的历史事实的折射，让我们似乎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而本质，却在民间和史学家叙述的语言和文字背后，静静地等着我们去发现。

泥马渡江，释放的是一种民众情绪，高宗南渡却是一种历史态度。情绪和态度交织在一起，才是人民书写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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