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李万铭拿着一封信,神色慌张地向上级报告说,司令员要任命他为参谋长兼师长,让他火速赶到兰州,参与重大军事活动的部署。
上级一听,立马叫他放下手上的工作,还给他买了兰州的机票,让他尽快赶过去。离开领导办公室后,李万铭脸上的焦急瞬间消失,杵着拐杖的脚步也变得悠闲起来,丝毫没有着急的意思。
收拾好行李后,他也没有赶去兰州,而是先来到了西安,跟以前的老同事叙旧。
西安的领导一听说北京农林部的处级干部来了,纷纷前来接待。时任陕西省委书记的张德生,更是亲自设下了接风宴,准备好好和这位履历丰富的干部交流一番。
李万铭照常吹牛,开始讲述那段打磨过无数次的传奇经历:他是二野军政大学的军政副科长,参加过红军,当过连长、营长、参谋长,在战场上负伤,留下了残疾。路过西安也是因为收到了首长的指示,要转去兰州……
在场的人都向他投去了满怀敬意的目光,唯有张德生越听越疑惑。他当过二野政治部的主任,也兼任着兰州军区政委的职务。他怎么就没听说过这位堪称英雄的“军政副科长”呢?
更让他奇怪的是,兰州首长的调令和重大军事活动,他这个政委却一点风声都没听到,这可能吗?
张德生越想越觉得不对劲,但面上却没有显露出来,直到回家以后才通知省公安厅,让他们暗中调查李万铭的背景和经历,以免误伤好人。
而这一查,就查出了新中国的第一位“巨骗”。
靠骗术成为传奇
上世纪二十年代,李万铭在西安的一个商人家庭出生。他父亲虽然患有口吃,但却精于算计,靠着掺假的酒、醋和以次充好的山货,竟也慢慢将生意做得红火起来。
李万铭从小跟在父亲身边,每天都会看到父亲在那里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说完之后,那些乡亲们就会心甘情愿地把钱递过去,丝毫不怀疑产品的质量。
耳濡目染之下,他渐渐对说谎和造假产生了兴趣。他认为骗术高超是聪明人的体现,只有愚蠢的人才会被骗得团团转。所以他在观察父亲言行举止的同时,也开始琢磨,怎样才能比父亲做得更好。
上学以后,他的小聪明就派上了用场。因为觉得读书太无聊,他上课不听讲,下课不做作业,遇到要家长签字时,他就自己模仿着签,而且越学越像,甚至连他父亲都分不出来。
或许是少年心性,藏不住事。签字的事,很快就被他当作功勋一般,在同学间传开了。一些不敢让父母签字的人,纷纷来找他帮忙。
在日复一日的练习下,他伪造字迹的技术逐渐变得炉火纯青。同学们将他当作“大神”,他也自命不凡,总想着要干点更造福同窗的事。
于是,他潜入老师的办公室,打算偷试卷。却没料到,刚一得逞,就被临时回来的老师抓了现行,让他父亲把他接了回去。
李父并没有严肃地对他进行教育,只是让他自此退学,早点回家学做生意。但李万铭早就摸透了父亲的伎俩,认为子承父业太容易,没有挑战性,所以一成年就走出了家门,准备靠自己闯出一片天地。
可他既没有文化又没有技能,从小就爱耍滑头的性格,更是让他无法接受自己去做苦工,所以一直兜兜转转,直到1945年才找到出路。
当时日军刚刚投降,经历过战争的百姓,大都对征兵的人敬而远之。李万铭却觉得这是发达的机会,所以非常果断地走到这些人面前,给国名党当了壮丁。
因为能识字写字,他被派去做了一名文书。工作清闲,地位也比一般的新兵要高上半截。如果只是混日子,那他肯定能过得非常自在,但他并不是安分的人,时机一到,他就把手伸向了军饷和退伍费。
凭借一手刻假章的本事,他用一张张白表换来了一大笔收入。然而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见好就收,私吞的钱越来越多,行事手法却还停留在原始阶段,留下了许多痕迹和破绽。
上级很快就看出了端倪,一声令下,他就去监狱里蹲了三个月。可他并没有要悔改的意思,只一门心地仔细分析了失误的原因,告诉自己下次要更周全一点。
出狱后,国内的局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国军的身份几乎让他寸步难行,以至于他每天都在想,要是能抹掉那段经历,换个起点就好了。
后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他见到了别人南京中央大学的毕业证书,顿时计上心来,找回了模仿字迹和刻印章的本事,给自己也做了一张毕业证。
如果只是用这份毕业证书去谋个工作,那他还不至于成为“近代传奇骗子”。作为一个要钓大鱼的人,他只会非常耐心地为自己的前途铺路:好好学习,然后去二野军政大学混个“真正”的好背景。
或许是他下定了决心,学习的劲头格外足。原本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他,还真考入了大学,并顺利毕业,得到了一份组织分配的工作。
他本以为,这个学校出来的人,一毕业就能直接当大官。然而,分配结果却告诉他,他还要去基层,去条件艰苦的地方服务。
那这大学读了还有什么用呢?他不想吃苦,只想快点吃香的喝辣的。所以他又故技重施,专门刻了一个公章,以学校的名义给常州市政府发了一封介绍信。
常州的领导展开信纸,一看李万铭这么“优秀”,二话不说就敞开大门,让他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公务员。他以为的公务人员,是一壶茶、一份报,晒着太阳睡大觉的“大爷”。
进去以后才知道,科员并不是官,不仅挣不了他以为的“大钱”,还要每天听人吩咐,不停地重复那些枯燥又繁琐的工作,根本没有轻松日子过。所以没待够一周,他就跑路了。
有了之前的成功经验,他的胆子也变得越来越大。直接兵行险招,给自己封了个官。因为在他看来,要想谋福利,就必须先成为一个不大不小的官,比如科长。
他将自己说成二野军政大学的党员教育科长,曾参加过淮海战役,并在战争中留下了残疾,干不了辛苦活,需要苏南公署为其安排一份轻松的工作。
听完他的经历,苏南公署的工作人员不敢怠慢,当即就让他出示党员介绍信,并保证尽快为他安排。李万铭事先并不知道还要党员介绍信,掏出来的资料中,自然也就少了这份材料。
他谎称自己没带,然后回家伪造了一份。由于他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介绍信长什么样,只能凭以往的经验生搬硬套,所以工作人员一眼就看出了不对劲,并开始对他提交的文书进行核查。
假的真不了,一查,李万铭就露了馅。面对这个冒充英雄的人,工作人员是越看越来气,立马就叫人把他押去了警察局。李万铭被判三年有期徒刑,再次住进了监狱。
三个月变成三年,90天变成1095天,按理说,二进宫的他,应该能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从此改过自新。但他想的却是,自己的能力还有待提升,下次要先把情况摸透再动手,不能这么着急。
监狱的日子并不好过,他越是反思总结,就越是渴望自由。发展到后面,他甚至吃不下也睡不着,只想赶紧出去大干一场。
随着他日渐消瘦,身体机能逐渐变差,他也因祸得福,在一场重病的帮助下,得以假释回家。回家后,他根本无法安心养病。一想到自己那个天衣无缝的计划,他就觉得待在家里是浪费时间。
没等身体痊愈,他就又开始忙着重操旧业。先是熟练地刻了一枚二野军政大学的公章,给自己做了一份大学军政副科长的身份证明,然后又以学校的名义,给陕西省政府写了一封信,请他们给这位因残疾退伍的军政副科长安排一份工作。
由于他事先准备得很齐全,所以这次的审核也非常顺利。陕西省的领导很重视他这位“老兵”,讨论一番后,就把他安排到了安康专署民政科,还专门为他准备了舒适的办公环境。
同事们知道他的背景后,都敬佩不已。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大家都对他格外照顾。他的入党申请在荣誉的加持下,一路绿灯,很快就得以通过。
上级为了表示慰问,还专门给他颁发了“革命军人残疾证”和“人民功臣”的奖章。
他的身份得到认可,在单位里的日子也越过越滋润,除了必须杵着拐杖装模做样,其他的基本实现了他最初的目标:有钱、有地位且不用干活。
他深知,这一切都源于他造假的本事。所以每次回忆起来,他脸上都忍不住浮现出得意的笑容,更不愿意就此收手。因为在他看来,只要有这门本事在,他完全可以走得更高,飞得更远。
这天,他们单位分配到了一个去农学院进修的名额,大家一致同意,把这个机会留给李万铭。李万铭一边谦虚地推辞,一边心里打鼓,生怕学校调档案的时候会暴露自己。
情急之下,他又伪造了一封二野军政大学的调令,任命自己为参谋长,还要求尽快到中南局进行述职。当时没有网络,也没有统一的个人档案管理服务,所以档案都是自己带到单位。也正因为如此,才给了李万铭造假的机会。
1952年,李万铭靠一份参加过红军,当过连长、营长、参谋长,有“战斗英雄”和“模范共产党员”称号的履历,成为了中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秘书主任。
同年4月,他还作为农民代表团成员,成为了访问苏联的一员。考虑到语言不通的问题,上级还为他配了一名美女翻译。
这下,他也顾不上苏联了,一路上都在给这位姑娘编自己的“英雄事迹”,成功俘获了对方的芳心。没过多久,两人就正式结成了夫妻。
第二年,中南大区改制,公职人员的岗位需要重新安排。李万铭靠着那份突出的履历档案和一些上级的美言,直接被调到了北京农林部,成为了处级干部。
如果不是他贪得无厌,妄想一步登天,最后竟去伪造兰州首长的亲笔信,也许真的很难再被人发现。
可他这一路走得太顺了,连他自己都将谎言当了真,逢人就吹嘘自己的“光荣经历”,热衷于听人追捧。最后会栽在这张嘴上,似乎也是必然的结局。
1956年,李万铭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并没收全部非法所得。他出狱以后,曾经的美女翻译早已带着孩子离开,不愿再和他有任何牵扯。
他兜兜转转,最后在黄土高原娶了一个四十多岁的普通农妇,渐渐消失在大众的视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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