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文丨认知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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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我们的印象中，唐朝是一个诗风极度盛行的时代，不仅诗人之间互相交流切磋诗歌，而且还出现了很多著名的诗歌流派。

比如初唐四杰、永明体、陈子昂等人的诗歌流派。而到了盛唐时期，唐诗发展到了顶峰，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度，而这个时候也诞生了唐代诗歌最辉煌的时代：盛唐。

盛唐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这也是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这个时代之前，文学批评关注的是“写什么”；在这里，重点变为“如何写作”。

诗歌创作之三原则

诗歌创作基于三个原则。按照顺序，它们是“兴、比、赋” 。

“联想”意味着语言的使用方式，以至于说了很多话，还有更多的问题需要思考。

“明喻”是指使用实物来传达一个人更深的感受。

“叙述性描述”涉及到对一种情况的直接报道，人们希望传达的一些隐藏的感觉存在于对自然物体的描述中。

诗歌中的绝对，仅仅是在正确的意义上对这三个原则的深思熟虑的运用，这三个原理由个人风格和艺术意识所强化，从而使读者在写作中发现无限的乐趣，并深深地感动于内心。

仅使用“明喻”和“联想”是危险的，因为诗人的常识可能变得深不可测，他的语言混乱不堪。但是，如果诗人选择不受约束地使用“叙事描述性”，那么他可能在表达中表现得不受欢迎，犯了显而易见的错误，随之而来的结果是风格分散。

显然，粗心的表达和轻松的表达只能导致一种风格，就像没有锚一样，这是一种受照料不善的花园的无需生长影响的风格。

首先，上文中最吸引人的一点是对“联想”原则的解释，在中文中，这一原则的意思是文已尽而意有余。

“文” 指书面语言及其含义；而“意”指诗歌的意义。“联想”是一种诗意的刺激，它要求“意义超越语言”的艺术效果，意在言外。

其次，钟嵘指出，“三原则”的运用需要深思熟虑。使用单一原则只会导致“深不可测”或“显而易见”。事实上，这里揭示的是诗歌写作的标准。

沈约，被称为永明体诗人，可以被视为在齐梁时期之后积极建立诗歌标准的人物。其中，周顒和沈约分别创作了《四声切韵》和《四声谱》, 两者都提出了“四声和八病”等声调规定。

沈约在《谢灵运传论》中说：

一首诗怎么能用宫和羽交替，高音和低音在节奏上变化呢？如果前面有浮动音，后面应该有下沉音；在一行中，声调是不同的，在两行中，重音和轻音交替使用。只有当一个作家对这一原则有了很好的理解，他才有可能创作出一首好诗。

从那时起，规则支配着诗歌的节奏，作家们被要求严格遵守这些规则。

此外，在沈约看来，像张衡, 蔡邕, 曹植 和王粲这样享有盛名的诗人，对节奏规则都是非常敏感的。

因此，沈约试图为诗歌建立一个全新的范式，在这种范式中，掌握韵律规则对于诗歌写作和批评都是必要的。在给甄琛的信中, 沈约写道：

对于五言诗来说，如果一个作家善用四个声调，他的诗歌就会读得流畅而优雅；如果他对八种风格有很好的理解，他的诗歌将是装饰性的。

但沈约所坚持的诗歌标准观并没有被他的同时代人广泛认同。比如陆厥观点是：节奏规则从诗歌一开始就存在。因此，沈约得出“前几代人不知道诗歌写作的秘密”的结论是不正确的。

甄琛写了一篇题为《磔四声论》的作品 ，其中他以沈约早期的一些诗歌为例，批评了沈约，这些诗歌实际上违反了节奏规则。

钟嵘将沈约的诗歌列为“中等”，并评价它“很容易在下层阶级的分支中流行”。

音韵学的悠久历史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北朝学者在“四声”理论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事实上，中国北方学者注重音韵有着悠久的传统。

阎若璩 在《尚书·古文疏正》中提到:

顾炎武认为“没有文学家比陆机更早地讨论诗歌韵”。但是，在《文心雕龙》中，刘勰写道：“过去，魏武帝曹操讨论赋时，反对同韵，赞成频繁变化。

杜蘷因为具有极佳的音乐天赋被任命为“雅乐郎中令”。根据这两份材料，我们知道关于诗歌押韵的讨论在武帝和杜蘷时期就已经出现了。

因此，在我看来，音韵学研究的兴起可以追溯到汉代建安时期。

此外，李登编著了一部10卷本的著作《声类》, 吕静完成了一部6卷的作品《韵集》，尽管潘徽对这两部作品都持批评态度，因为它们只是韵律词典，并没有试图帮助学习者掌握有关平仄声调的规则。

毫无疑问，李登和吕静与北朝的其他学者一起，对音韵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沈约创作了《四声谱》，他在信中宣称是周颙是第一次使用“四声”这个词。

沈约和周颙的观点在北方各州引起了广泛反响。根据流传下来的文件，除了甄琛在《哲思生论》中表示拒绝外磔四声论 , 大多数学者支持声调理论。以下是几个示例：

一、五格四声论，作者：王斌。

王斌与沈约和陆珏生活在同一时期，《五格四声论》是第一部在书名中使用“歌”字的作品。在南史中, 《陆珏传》写道：“当时，一个叫王斌的人，我们不知道他出生在哪里，他写了《四声论》。”

二、四声赞，作者：常景。

常景, 在《四圣赞》中写道：“……四个声调散发出灿烂的色彩；八种风格体现了装饰图案。这就像玉园中的美景，以及用金（铜）乐器演奏的美妙音乐。”

尽管在这些诗句中，节奏有点短而紧凑，但曲调清晰而持久。那么，洛阳文学风格发生了转变，这怎么可能是错误的判断呢？

根据《魏书》第82卷的传记, 常景“总是努力寻找新的、独特的书”。所以，他一定研究过那些关于四声学说的书，因为这是当时最新和最独特的学说。

三、刘滔。

刘善经引用了他关于诗歌的一些评论。根据对刘滔的称呼，可以得出刘涛是北朝学者的结论。关于进一步分析他的发言，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

首先，他强调，在五个字符的行内，第二个字符的声调应该与第四个字符的语调不同。沈约和其他永明派代表主张区分第二个和第五个字的声调，但刘滔认为“如果一行诗的第二和第四个字的音调相同，那就不能算是一首好诗。”

他的观点实际上代表了永明派诗歌向现代风格诗歌的过渡。在后者的一行中，第二个和第五个字符的声调相同是很常见的，但第二个字符和第四个字符的语调必须不相同。

其次，永明体诗歌强调四声之间的严格区分，即“平、上 、去 、入 ”，每一种都应单独分类，并与其他三类相对。然而，刘涛的评论显示了四种音调之间的二元性倾向：

水平音调听起来又长又慢。它是最有用的一种，与其他三种音调相结合。在一个五个字符行中，通常有两个或三个字符带有一个水平音。还有一个或四个水平音字符也是可以接受的。

至于四个水平音字符的情况，第四个字符不应该是水平音。至于第一个，它应该永远是第二个。简而言之，水平音应该放在重要的位置。

四、韵略 ，作者：阳休之。

刘善经写道：“阳休之，朴叶仆射46岁，是那个时代的文学大师，他研究了56种押韵，并根据四个声调将它们分为四类。他给这本书取名为《韵略》。

从那时起，所有的诗人在写诗时都以它为标准。的确，后世的学习者非常依赖这本书。”显然，这是一部诗意的作品，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指南和标准。它对当时的作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五、音韵决疑 ，作者：李概。

正如刘善经所说：我见过太多当代文学家谈论四种音调。但他们发现，当四个音调与五个音符匹配时，诗歌读起来不和谐。

根据《周礼》, 证明商实际上不属于乐音系统。 因此，四个诗音可以与四个乐音完全一致。我相信到现在李槪是唯一可以和钟子期 和蔡邕相提并论的人.

钟和蔡都以他们的音乐知识而闻名。在《颜氏家训·音辞 》中， 李概也被认为是当之无愧的“懂音乐”。然而，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国家，因此，南北部口音的差异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正如颜之推指出的，“李概在他的作品《音韵决疑》中经常出错。”

六、四声指归，作者：刘善经。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以不容置疑的力量表达了他所信奉的观念，从而表明了他强烈的标准化意识。

例如，他以下方式谈论四个声调：四个声调的规定就像马车的道路或房子的入口，有没有可能不在路上驾驶马车？尽管一个人可以穿越“九州”和“四海”，但他是否可以通过入口以外的其他地方进入房屋？

在西卷 《文经·米芾论》中有一段题为文笔十病得失， 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本文引用了《四声指归》。关于所谓的上尾, 刘善经说“第一行和第二行的最后一个字不应该是同一个声调”，而沈约说“第一和第二个字不适合与第六和第七行的声调相同”。

比较“不适合”和“不应该”，我们很容易看出沈和刘之间态度的明显差异。此外，关于蜂腰, 王斌和沈约持相反意见。但是，在刘善经看来，两人都不完全正确。

他批评王，理由是“指南太多，太乏味”，“即使经过仔细研究，仍然很难区分”。至于沈，“谁认为他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他讽刺地问道。所有这些例子都表明，刘善经心目中的标准化意识比老一辈人的意识更清晰、更强烈。

新的诗歌风格

在唐朝的早期，诗人们通过融合南方和北方的风格，提出了一种新的诗歌风格。然而，在讨论诗歌押韵的成就时，评论家们只认为唐代诗歌超越了太康 并延续了南齐永明风格的诗歌传统。

事实上，自孝文统治以来，北朝文学中的声调原则一直不可或缺。刘善经为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有数千首诗，节奏和谐。没有其他地方可以与（北方王朝）相比。这种习俗（强调音调原则）由来已久，并逐渐成为（北方文学）的一个特点。

当人们与客人自由聊天，或尝试法律诉讼并解决他们时，他们的言语，无论是口头还是书面，都不会违反诗韵的规定。

笔者观点

在唐代诗歌写作中，十分重视音韵感，并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诗歌艺术体系。初唐诗人们对于诗歌创作中所注意到的问题有许多经验积累和认识，但当时还没有形成一定的理论。

这一阶段是学习阶段，创作水平有限，文学观念不成熟。但也为后期唐诗的繁荣打下了夯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何文焕 （1981），《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

胡鉴 （1978），《沧浪诗话注》，台北：广文书局。

纪昀 （1941年），《沈氏四声考》，长沙：《尚武音书馆》。

李匡卌 （1998），《资暇集》 ，沈阳：《辽宁交游·楚班社》。

李善 （1987），《六臣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

李珍华（1992年），《河岳英灵集研究》，北京：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