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刑侦电影以犯罪和反犯罪为核心进行故事架构，它涵盖两重故事，其一为犯罪的故事，其二为侦查的故事，它的演进历程漫长且复杂。在将它放置于中国电影发展史中进行观照时，可以发现它的诞生与在西方侦探片的影响下所兴起的本土侦探片有一定的渊源。

一方面，本土侦探片同样包括犯罪和调查两重故事，另一方面，在早期本土侦探片中“侦探”这一人物的设定已不仅限于私人侦探，还包含代表着政府意志的国家工作人员。早期电影创作者对于侦探片类型的积极探索不仅传播了“西方社会的一些法制观念和人权思想”，片中对于科学破案手法的展示也在开启民智上发挥了一定作用。在新中国成立后，时代背景的转变使得本土侦探片逐步转型为刑侦电影。

一、西风东渐：侦探片在中国的萌芽与发展

回顾早期中国电影史，在辛亥革命之后，外国影片开始在中国大量输入，美国侦探片也因此风行一时。1920年，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侦探短片《车中盗》问世，该片由导演任彭年执导，改编自美国侦探小说《火车行劫》。除去侦探短片的制作外，在1920年至1922年间，上海开始拍摄中国第一批长故事片，其中就包含任彭年执导的《阎瑞生》以及管海峰执导的《红粉骷髅》这2部重要的侦探片。

而《阎瑞生》更是“连映一星期，共赢洋四千余元。”而后，中国电影创作者争相开始了侦探片的创作，在1922年至1930年间，相继出现了《张欣生》《狭义少年》《桃花湖》等电影作品，不过这些作品大都停留在对西方侦探片的稚嫩效仿阶段，主张用“故事情节的曲折、离奇及惊人效果”取胜，忽视科学的推理以及人物性格的塑造。

20世纪20年代末，自武侠电影《火烧红莲寺》上映以来，中国掀起了第一次武侠神怪热潮，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本土刑侦片由草创阶段逐步过渡到自我完善的发展阶段，除了王次龙执导的《新婚大血案》《三零三大劫案》以外，当属徐欣夫的贡献最为突出。

1935年，由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摄制，徐欣夫导演的以禁毒为主题的黑白电影《翡翠马》上映，作为中国第一部有声侦探片，该片声音的介入在悬疑气氛的烘托和人物情绪的渲染上达到良好的效果，获得了不错的口碑。而后，徐欣夫一鼓作气，在沿用电影《翡翠马》原班人马的基础上，相继执导了以打击非法走私为主题的《金刚钻》和以剿匪为主要内容的电影《生龙活虎》。

他在谋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响应了民族危亡之时国民政府的基本国策，在影片中将暴力执法的民国警察包装成正面人物，借助悬念、误解以及结尾处的反转来构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结局。显而易见，在这一时段，本土侦探片改变了以往的叙事特点，在影片主题、人物塑造上不再严格按照侦探片的叙事惯例进行叙事，使得刑侦电影初具雏形。

在进入“孤岛时期”以后，古装片江河日下，侦探片随之盛行，代表作包括吴文超执导的《中国罗宾汉》以及陈焕文执导的《黑衣盗》等。在这一时期，导演徐欣夫深受好莱坞“陈查礼”系列侦探片的影响，执导了《珍珠衫》《播音台大血案》《陈查礼大破隐身术》三部中国“陈查礼”系列侦探片。

同时，他还将中国现代侦探小说“第一人”——程小青的代表作品《霍桑探案》进行了改编，把被视作“中国版福尔摩斯”的侦探霍桑搬上银幕，创作了《雨夜枪声》。在我国电影创作者的不断探索中，早期侦探片不仅更加重视对案件科学推理过程的展示，还形成了本土化品牌，在类型叙事上也更为成熟。

而后，在太平洋战争的影响下，侦探片的数量急剧减少，唯有一部中国“陈查礼”系列侦探片《千里眼》上映。在新中国成立前，由屠光启创作的《天字第一号》以及岳枫创作的《玫瑰多刺》等一大批以女间谍为主要人物的侦探间谍片问世，但无一例外都对国民党政府的政治活动进行了粉饰。这一时期的侦探片呈现出故事内容肤浅、情节老套的叙事特征，并进一步向刑侦电影迈进。

二、大陆刑侦电影的兴起与发展

1954年9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并将刑事案件侦查权赋予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以及国家安全机关等，但未曾将“有可能侵犯公民隐私、通信等基本公民权利的调查权赋予任何民间组织或个人，”由此可见，“私家侦探”在新中国并不具备合法地位。

加之在太平洋战争后，本土侦探片的创作不甚成功。另一方面，受冷战影响，美国对中国采取敌对态度，盘踞中国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不断叫嚣“反攻大陆”，潜伏的国民党特务整日制造麻烦，导致新生的人民政权受到威胁，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本土侦探片彻底向刑侦电影转型创造了契机。

为揭开美蒋反动派的可憎面目，讴歌同敌特分子勇敢斗争的侦察员，电影创作者们在关照革命抒情正剧外，也在借鉴本土侦探片类型叙事的基础上，开始尝试拍摄以反特题材为主的刑侦电影。在这一时段，“刑侦电影”的概念很少被使用，学者们通常将反特题材刑侦电影称之为“反特片”。

从1949年到1965年我国共拍摄反特片共计20多部，这些影片同本土侦探片一样均围绕刑事罪案开展剧情，“以疑云密布的情节包裹着政治规训和意识形态询唤。”作为新中国第一部反特片，《无形的战线》便将叙事重点放在侦察人员对敌特李天民和周少梅的侦查上。

在学界，反特片常被划分为两种情境进行考量，第一种是公安人员在正面环境中与潜伏特务进行斗争，敌特常以合法身份作为掩护，代表作品有《国庆十点钟》《秘密图纸》等。第二种是将正面人物置于反面环境，安排公安人员打入敌特内部，代表作品有《虎穴追踪》《羊城暗哨》《英雄虎胆》等。

虽然以上电影作品均表现了电影艺术家们对反特片的积极探索，但由于反特片需更加明确地诉诸国家安全与电影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反特片的惊险程度与艺术力量的展现。在这一时段，大陆刑侦电影依然以传统的二元对立的人物关系模式为基础，在对敌我双方进行塑造时呈现明显的公式化倾向。

当《徐秋影案件》公映后，《大众电影》和《中国电影》均发表系列文章对反特片的主题和思想倾向进行批评，使得反特题材刑侦电影 的创作举步维艰。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历史开始了一个新时期，中国电影也迎来了亘古未有的新时期（1976年到1989年）。

1977年，《黑三角》的出现标志着大陆刑侦电影走向复苏，自1976年10月到1978年12月此类影片共上映7部，包括《猎字99号》《暗礁》等。这类影片统一呈现出创作雷同化的特点，讲述的多是暗藏的阶级敌人偷窃了国家的密情报或图纸，经过公安人员的侦破，最终落入法网的刑侦故事。

直到1979年到1980年间，大陆刑侦电影才从反特题材中逐渐脱离出来，迎来了第一次创新浪潮，《保密局的枪声》《405谋杀案》等都能冲破“三突出”原则，从生活出发，在情节的尖锐性和复杂性以及电影造型等方面下功夫。之后的几年内，刑侦电影数量逐年上升，并且着重从“护宝”、“反贪”、“拨乱反正”三个方面进行创作。

伴随着1988年娱乐片高潮在中国的出现，大陆刑侦电影的创作出现了井喷式增长，据统计，在1977年至1997年间，我国所创作的类型电影中，产量第一的当属刑侦电影，共计200多部。在这一时段，大陆刑侦电影完成了类型初萌，创作者们开始重视科学推理与曲折办案情节的结合，成功塑造了公安局干警陈明辉、钱凯等立体、饱满的反犯罪人形象，不过依然缺乏对犯罪人犯罪动机的挖掘。

同时，在大陆刑侦电影兴起与发展的过程中，在著名电影艺术大师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的影响下，他所提出的“炸弹理论”也被创作者们普遍用于大陆刑侦电影的悬念设置中。自此之后，许多大陆刑侦电影在影片开头均会给观众呈现某一危机，此危机常常只有观众了解，但片中的角色毫不知情，伴随故事情节的发展，此危机仿佛在任何时候都或许会爆发，如此，便成功设置了一个可以持续吸引观众注意力的悬念。

例如在电影《银蛇谋杀案》的开头，导演李少红便提示观众曾经的电影放映员即是绑架并杀害少女的罪魁祸首，但凡他主动靠近少女均是企图把她们杀害，不过片中的少女并不清楚。这使观众每每在郝飞羽同少女见面的时刻均会心系少女的命运，担心她们的安全，并且这种担心会长时间的持续，直到犯罪人最后被抓捕归案。

三、大陆刑侦电影类型化的成熟期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产电视剧的发展迈入黄金时代，在商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大背景下，刑侦故事题材集中在电视剧领域出现，刑侦电影因此陷入了短暂沉寂。在这一时期，电视剧创作艺术日趋成熟，创作者们在宽松的政策环境下，充分汲取了刑侦电影的养分，创作出了众多让观众喜闻乐见的涉案类电视剧。

与此同时，香港也输送了许多以刑侦、警匪为主的优秀电视剧，对一整代的大陆观众和电视创作者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2004年4月，原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下发了《关于加强涉案剧审查和播出管理的通知》，强调全部电视台在黄金时段不能播放涉及暴力凶杀的涉案题材电视剧，刑侦电视剧因此走向式微，大陆刑侦电影又迎来了新的发展机会。

近年来，韩国电影创作者们敢于直面社会问题，揭露复杂人性，对腐败的政府官员进行抨击，创作出了许多根据现实生活中悬而未决或已经破获的刑事罪案改编的犯罪电影，包括《杀人回忆》《那家伙的声音》《抓住那个家伙》等。

这些电影凭借出色的叙事手法在中国电影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其中，《熔炉》《素媛》等电影甚至改变了韩国的法律，使电影中所呈现的法律漏洞得以填补。在优秀韩国犯罪电影的影响下，随着中国电影产业化的深入，大陆刑侦电影创作者为适应市场需求。

开始从真实刑事罪案中寻找创作灵感，把叙事重点转移至对犯罪人犯罪动机的挖掘以及复杂人物关系模式的呈现上，以此探讨复杂人性，反映社会问题，在叙事上表现出新的突破和成长，创作出了诸如《解救吾先生》《湄公河行动》《南方车站的聚会》等优秀的电影作品。

然而，就传播成效而言，大陆刑侦电影与韩国犯罪电影相比依然有很大差距，当下尚未创作出能够改变现行刑法的电影。所以，大陆刑侦电影创作依然任重道远，创作者们需要继续加深对优秀好莱坞及韩国犯罪电影的研究，以此创作出更加富有影响力的优质大陆刑侦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