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袜机一年的利润知乎,一台袜子机一年的利润.

作者｜卡尔·贝内迪克特·弗雷（Carl Benedikt Frey）牛津大学马丁学院“新经济思维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未来工作学程”主持人

一九○○年时，要不是有六百名灯夫天天爬上爬下，纽约市的夜晚将一片漆黑，只能靠月光引路。灯夫大队每天带着火把与梯子上工，好确保行人出门时，除了下一个街区点燃的雪茄头亮光，还能看得见其他东西。但在1907年4月24日这天晚上，曼哈顿街道上的两万五千盏煤气灯绝大多数杳无动静；平常灯夫会在晚上六点五十分左右举著文明的火把出动，但这一天他们罢工去了，没人负责点灯。这次的罢工并未传出暴力事件，不过天色渐暗后，煤气公司和地方警局开始涌入纽约人的抱怨。警察被派去点亮街区，但没有梯子的点灯简直是难如登天。许多警员胖到爬不上灯柱，民众也趁机捣乱。成群结队的哈林区男孩发明了一项新娱乐：每当有警员成功点燃了一盏灯，男孩们就随后爬上灯柱、弄熄灯火，接着趁乱逃跑。公园大道（Park Avenue）上有一名少年被捕，罪名正是扑熄警员点好的灯。街上的每盏灯就算亮起来了，也撑不了多久。到了晚上九点，唯一有亮光的公共区域仅限中央公园里的几条横向道路，因为那里装的是电灯。

那一年，从事点灯工作的市民实在运气不佳。油灯与煤气灯都需要有人看顾，然而神秘电力的出现让灯夫的点灯技能不再具备任何价值。电力街灯除了带来光明，也引发了怀旧的伤感。许多市民依旧觉得要有年轻人在傍晚时分负责亮灯、在黎明之际负责熄灯。纽约市的灯夫早已是邻里制度的一部分，就跟警察、邮差一样。自从一四一四年伦敦的第一批路灯亮起，灯夫这份职业便一直存在，然而他们即将成为遥远的记忆。一九二四年的《纽约时报》记载：“大城市的街灯这一行，成为世上冒出太多进步事物的受害者。”的确，纽约市早在十九世纪末就装设了第一批靠电力运转的街灯，但那些灯还不至于让灯夫成为冗员，因为每盏灯各有开关，都得靠人力去打开与关上。早期的电气化只让灯夫的工作变得更简便，点灯时他们再也不需要拿着长长的火把。然而，过去负责点燃煤气灯的相关人士，依旧不是进步的受益者。熟练的点灯技术曾让男人有办法养家活口，但如今让灯亮起是件再容易不过的工作，只需几个年轻男孩放学回家时顺手一开就行了。这种情形在历史上屡见不鲜，“简化”距离“自动化”往往只有一步之遥。随着电力街灯逐渐由变电所直接控管，灯夫的雇用人数大幅萎缩；到了一九二七年，电力垄断了纽约市的照明，最后两位灯夫功成身退，替他们的职业与灯夫工会（Lamplighters Union）划下了句点。

爱迪生（Thomas Edison）发明的灯泡的确让世界更美好、更明亮，在他取得突破性发展的那一天，油灯与蜡烛依旧污染着他位于门洛帕克（Menlo Park）的实验室空气。二○一八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指出，自从电力普及到芝加哥音乐学院、伦敦下议院、米兰斯卡拉大剧院（La Scala）以及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厅，照明的价格便大幅下滑。以照亮街道的目标来看，连纽约的灯夫都肯承认新系统的确更为便捷，即便他们当中有人因此被迫提早退休。一位灯夫一个晚上最多可以处理大约五十盏灯，如今只需一名变电所员工把持开关，几秒钟内就能打开数千盏灯。然而，当人民的生计受到威胁，抗议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对多数民众而言，他们的技能就是他们的资本，他们靠那项人力资本谋生。因此，尽管新系统有着种种好处，也不是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人都欢迎电灯，例如比利时的韦尔维耶（Verviers）市政府宣布改用电力时，灯夫害怕失去工作，于是就走上街头抗议。地方政府为了驱逐横行的黑夜，不得不雇用另一批灯夫，但新灯夫很快就被罢工的灯夫袭击，他们还扬言说要遍地破坏街灯，至死方休。愤怒的灯夫最后攻击了警察总部，地方员警的介入只好停止，比利时政府也不得不调动军队，平息情势。

不可否认，有人为进步付出了代价。然而，在二十世纪，绝大多数的西方民众视技术为生财工具，并认为技术改善了工作条件，最危险、最低贱的工作也因此消失。人民发现自己的工资与机械力量的利用有关。此外，民众除了可以使用持续涌进的新商品与新服务，也从中受惠不少。汽车、冰箱、收音机、电话等数不清的革命性技术，即便是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君主也无福体验，但在1950年，这些技术在西方的生活周遭随处可见。一九○○年时，一般的家庭主妇只有在梦里才能活得像上层阶级，有仆人替她们做最单调乏味的工作。然而，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间，家家户户突然全都能取得电力版的仆人；洗衣机、电熨斗，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电器用品，省下无数小时的乏味家务。简而言之，如同伟大的经济学家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所言，资本主义的成就不在于“提供女王更多双丝袜，而是在愈来愈轻松的情况下，让工厂女工也负担得起丝袜”。

我们很容易一不小心就简化历史。然而，如果说过去两个世纪的经济与社会变迁背后有一个主导的因素，技术的进展绝对当之无愧。套用经济学家多马（Evsey Domar）的话来讲，要是少了技术革新，“资本累积将等同将一架架的木犁堆在木犁上。”经济学家估算，富国与贫国的所得差异，超过80％可以用技术采用率的不同来解释。此外，光看所得也远远未能完整呈现发生的转变。实在很难想像我曾祖母所处的世界：世人最远只能抵达马匹或火车能带他们前往的地方。晚上唯一能打破黑暗的方法就只有蜡烛或油灯。工作必须耗费很大的体力。很少女性从事有薪水的工作。家是女人的工作场所，要用敞开的壁炉准备餐点，还得砍柴当燃料，才有办法煮东西吃、让家中保持温暖。此外，你还得拿着水桶到户外的溪流或水井取水——也难怪民众对于技术进步十分热衷，甚至欢天喜地迎接技术的到来。一九一五年，《文学文摘》（Literary Digest）刊登的文章信心满满地预估，等到电气化后“几乎不可能在城市中感染病菌或受伤，乡村的人民可以前往城镇调养身体”。爱迪生本人也相信，人类持续进步时有一个最大的阻碍就是“我们需要睡觉”，而电力将协助我们克服这个阻碍。技术是民众的新信仰，大家都认为，没有什么问题是技术无法解决的。

事后看来，技术带来的种种好处竟没有被十九世纪初的经济学家们认可，确实挺令人吃惊；像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与李嘉图（David Ricardo），他们其实并不认为技术将改变人类的命运。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初的卓越技术，也花了一点时间才进入经济学界的视野。然而，在一九五○年代，日后将于一九八七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索洛（Robert Solow）发现，二十世纪所有的经济发展几乎都源自技术。其他学者也证明，相关的好处让芸芸众生共享其成。经济学家顾志耐（Simon Kuznets）发现美国变得更平等，他提出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认为，不平等在工业化的路上自动减少。经济学家卡尔多（Nicholas Kaldor）指出，劳工持续收割大约三分之二的成长好处。梭罗提出的理论架构也认为，进步让当时每一个社会团体都获得同等的利益。从今日的角度来看，这种乐观的看法显得不合理，然而一九五○年代的经济学家，有着许多可以乐观的理由。

如果光是让技术的创造力百花齐放，就能让整体社会更富裕、更平等，那么区区几位灯夫失去工作，又算得了什么？许多被取代的灯夫，甚至有可能找到其他危险性更低、工资更高的工作。即便有些灯夫身受技术之害，社会为求多数人的进步而牺牲少数人，似乎也顺理成章。然而，如果进步受害者的数量多出好几倍，我们还会认为理应如此吗？如果被取代的劳工大多被迫改做工资更差的工作呢？毕竟“特殊世纪”的特殊之处，不只在于亮眼的经济成长而已，人人都因进步受惠也同样重要。当时出现明显取代劳力的技术，大部分都属于赋能技术。整体而言，技术提高了工人的生产力，也使他们的技术更加宝贵，得以赚取更高的薪资。如此一来，即便是受机械化浪潮影响而丢了饭碗的人士，也因为技术的缘故，得以选择大量更不耗体力、工资更理想的工作。然而，在人工智慧年代，这样的技术乐观主义不再理所当然，事实上也不是历史向来的常态。黄金年代的经济学家的确有理由在他们的时代保持乐观，然而，他们的谬误是以为自己目睹的现象将会无限期延续下去。没有铁则可以假定，技术一定会在牺牲少数人的同时造福多数人，也因此很自然地，当大量人口被技术革新留在后头时，他们就有可能起身反抗。

进步的代价在历史上各个时期有着极大的差异，像图1这种简化版的人类进步示意图，通常被用来解释人类的大跃进，而中间的细节全数都被省略。我想说的不是那张图不正确，那张图的确正确显示出国民生产毛额（GDP）的人均成长停滞了千年，接着在一八○○年左右以惊人的方式起飞，因此，光凭着平均收入来追踪进步的话，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现代人类大约在十万年前首度出现，在接下来的九万九千八百年左右，什么事都没发生……紧接着，在不过两百年前，人类开始富裕了起来，而且愈来愈富庶。至少在西方，人均所得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每年大约成长0.75％。二十年后，同样的事在全世界遍地开花，接着更是渐入佳境。”

这种标准叙述会带来误导。这类的叙述常让我们忘了十八世纪英国开始一飞冲天的成长期间，有数百万的人民必须适应阵痛期。有些人的故事的确比别人的开心；然而对有些人而言，要是机械化根本无法推广，他们的人生会更加美好。图1会让我们以为，今日每一个人的生活绝对会过着比上一个世代更美满，正如生于一八○○年那个世代的人，与其祖父一辈相比，他们一定感到自己的生活水准出现了惊人的改善。此外，图1也暗示着在十八世纪之前人类不是很有创造力，不然怎么会成长得如此缓慢？然而，只要进一步检视前工业时代，就会发现古代就有许多开创性的发明与概念。此外，如果细看进步的不同时期，我们将发现在改变的浪潮中，每个人命运大不相同。

图1中的“起飞”始于机械化工厂问世。工厂得以开始机械化，义大利可以居部分的功。在一场工业间谍活动中，来自义大利北部皮埃蒙特（Piedmont）的捻丝机图纸带来了第一批工厂，英国商人卢比（Thomas Lombe）也因此被英国政府封为爵士。不过，英国才是率先大规模利用机械的国家。工业革命的起源的确与制丝有关，但真正的开端是棉花产业，如同历史学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的名言：“凡论及工业革命者，非提棉花不可。”棉花加工的方式机械化后，改变进一步带来改变，一连串的进展创造了现代世界。然而，在工业化的早期年代，技术长足进步的同时，许多人民的生活水准却下降。英语许多词汇皆见证了一七五○年后的世纪变化：工厂、铁路、蒸汽机、工业在那段时期首度出现。然而，工人阶级、共产主义、罢工、卢德主义者、赤贫等字汇也随之面世。工业革命的开端是第一波工厂报到，但最后不仅在建造铁路时划下句点，还带来了《共产党宣言》；也就是说，工业革命除了带来众多革命性的技术，一路上也带来了许多政治上的革命。

图1：一至二○○八年的全球人均国内生产毛额

以上这段话的重点，不是要我们轻忽英国工业革命的重要性。那场革命的确是人类史上的重大事件，最终让人类得以逃脱英国政治哲学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笔下那般“污秽、野蛮、短暂”的人生。然而，这个“最终”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才真正来到。经济学家迪顿（Angus Deaton）所谓的“大逃亡”（Great Escape）并未瞬间让平民居住的陋屋摇身一变成为伊甸园。在工业化的早期年代，许多百姓的生活反而变得更污秽、更野蛮、更短暂。一八四○年前，英国民众的物质水准与生活条件并未获得改善。诗人布莱克（William Blake）笔下“撒旦的黑暗工厂”，描绘出工厂的超长工时与危险的工作环境，工业化过程带来的就是那样惨澹的生活。曼彻斯特、格拉斯哥等工业大城的出生时预期寿命，竟比全国平均少了整整十年，骇人耳目。工业城工人带回家的工资，几乎弥补不了肮脏与不健康的生活与工作环境。尽管产量上扬，成长所带来的好处并未流入一般老百姓的口袋，实质工资停滞不前，有的还甚至下降；工人唯一得到的成长，只有待在“撒旦的黑暗工厂”的工时增加。然而，进步带来的好处绝大多数都落到实业家的手中，他们的利润多了一倍。也因此，在工业革命期间，英国平均食物消耗量在一八四○年前并未增加。十九世纪上半叶，低薪的农业劳工与工厂工人的家户有闲钱购买非必需品的比率下降。此外，营养不良造成身高一代不如一代。现代成长的序幕便由这壮烈的数十年开启。

英国出现生活水准危机的起因在于家庭生产制度走下坡，逐渐被机械化的工厂所取代。工匠原本能以精湛的手艺赚取中等工资，然而随着工厂的兴起，匠人的收入一个接着一个减少。工厂虽然创造出新工作，纺纱机还特别设计成适合孩童操作，然而，与成人相比，童工的工资成本根本是九牛一毛，也因此童工所占的劳动力比率愈来愈高。童工是工业革命的机器人，除了不必耗费多少成本就能工作，也没有讨价还价的能力，易于掌控。

昔日的工匠技术因为机械化的进展变得无用武之地，使得成年男性劳工处于劣势；童工的比率激增，一八三○年代童工约占纺织厂雇用的五成劳动力。劳动力付出的社会成本不计其数，包括收入消失、健康与营养恶化、非自愿的职业迁徙与地理迁徙，有时甚至带来失业，更别提孩童遭受的苦难。小时候当过童工的布林科（Robert Blincoe，注：1792-1860，英国作家，在一八三○年代以描述童工经验的自传出名）受访时表示，他宁愿自己的孩子被流放到澳洲，也不想让他们体验工厂的劳动生活。然而，童工虽然受罪，但纯粹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成人工匠无疑是工业化最主要的受害者，而且这群人为数不少。顶尖的工业革命学者蓝迪斯（David Landes）写道：“如果说机械化替所有人开启了舒适繁荣的崭新前景，机械化也摧毁了部分人的生计。有些人在进步浪潮的死水里过着枯燥乏味的生活……工业革命的受害者已达数十万、甚至是数百万人。”

历史学家绞尽脑汁想要明了：为什么一般英国民众会自愿参与降低生活水准的工业化过程？简单来讲，他们没自愿。英国政府有时会和反抗机器的工人起冲突，然而工人的反抗起不了什么作用。这些反抗要是有可能破坏英格兰的贸易竞争优势，英国政府就会采取愈来愈铁腕的态度。卢德主义者在一八一一年至一八一六年间的暴动中所取得的一切进展，促使政府调动更大批的军队镇压：他们派出一万两千名的士兵去平息砸毁机器的暴动，甚至超过一八○八年对抗拿破仑的半岛战争中，威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所率领的部队人数。

后文将提到，在十九世纪末以前，抗拒危及劳工技能的技术是常态性的做法，而非特例。相关评论大多集中在卢德主义者的暴动，然而他们只不过是横扫欧洲与中国各地的长期暴动浪潮中的一员。劳力替代技术的反抗史，可以回溯至更久更远以前的时代。六九年至七九年在位的罗马皇帝维斯帕先（Vespasian）考量到工人的生计，于是他拒绝利用机械装置将柱子运上卡比托利欧山（Capitoline Hill，注：罗马重要的宗教政治中心，大量宗教建筑耸立于此处）。此外，一五八九年有件事广为人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因为担心技术革新将带来失业，拒绝颁发专利给威廉．李（William Lee）所发明的针织袜机。一五五一年，可以节省大量劳力的起绒机在英国被禁。欧洲其他地方的反抗浪潮同样猛烈，十七世纪有许多欧洲城市禁用自动梭织机。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相关机器被采用时，地方上会发生暴动，荷兰的莱顿（Leiden）就是前车之鉴，统治阶级担心愤怒的劳工会像莱顿等地那样，开始反抗政府。不只欧洲担心爆发起义，经济史学家也主张，中国很晚才工业化的原因之一，在于威胁到劳工技能的技术遭到抗拒的情形，一路持续到接近十九世纪那数十年，当时进口的缝纫机皆被中国劳工摧毁破坏。事实上，还是英国政府首开先例率先支持工业的开拓者，不再站在暴动工人的那一方——这便可以解释为什么英国是全球率先工业化的国家。

二○一二年，比尔．盖兹（Bill Gates）提到了我们这个年代的矛盾现象：“创新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出现……然而美国人对于未来的悲观程度却更胜以往。”盖兹说得没错，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仅三分之一多的美国人依旧认为，自己的孩子以后会过着比爸妈还富裕的生活。如果以过去数十年的情形来推论未来，部分人士绝对有许多悲观的理由。一九八○年出生的美国人，仅半数的经济情况胜过父母；一九四○年出生的人则有90％过得比上一代好。尽管如此，美国的总统大选期间总是不免俗地喊着“世上最伟大的国家”这种口号，直到二○一六年共和党候选人靠着“让美国再次伟大”赢得选举。终于有候选人说出了事实，这么说吧，候选人讲出了那些机会早已消声匿迹的地方心声。

如同工业革命，“盖兹矛盾”（Gates paradox）其实并不矛盾。正如工业化的早期，今日的劳工不再收割进步的果实，许多人还被留在进步的死水里，情势更是雪上加霜。如同工业化的过程造成中等收入的工匠感到时不我与，自动化的年代也减少了美国中产阶级的机会。许多美国人就像早期的工厂受害者一样，靠着改做较低薪的差事来适应工作的电脑化，或是根本适应不了，完全退出劳动力。此外，如同工厂的受害者，自动化的输家主要也是正值青壮年的男性。一直到一九八○年代前，制造业的工作让一般工作者不需要上大学，也能过着中产阶级的生活；然而随着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减少，许多人再也找不到向上流动的路。

此外，目前为止自动化的负面结果主要是地方性的现象。过度看重全国的统计数据将会让你忽略事实，就像你把一只手放进冰箱，另一只手放在火炉上，平均而言你感觉冷热相当适中。工业革命也是如此。一八○○年，英格兰北部安普敦郡（Northamptonshire）的地方布业一片萧条，然而在小说家珍．奥斯汀（Jane Austen）居住的英格兰南部田园地区，当地人士的生活跟工厂一点关系也没有，听都没听过。这一次，在当今老旧的制造业城市里，自动化剥夺了中年男性的机会，社会与经济的结构四分五裂；由于自动化或全球化的缘故，社区制造业的工作消失，失业问题持续增加。同时，公共服务恶化，财产犯罪的成长率上升，健康情形恶化，由于自杀以及酒精相关的肝病增加，死亡率上升。此外，结婚率暴跌，单亲家庭成长的孩子数量增加，前途茫茫。在中产阶级工作不复存在的地区，社会流动率大幅下降。在工作消失的地方，民众更可能会把票投给民粹的候选人。研究确实显示，在欧美自动化带来的工作风险愈高，民粹主义的吸引力就愈大。如同工业革命的年代，技术的输家要求翻盘。

我们早该有心理准备。一九六五年，在第一批电子计算机进入办公室的年代，美国作家贺佛尔（Eric Hoffer）就已经在《纽约时报》上提出了警讯：“当技术人口被剥夺生存的意义、不再有用处时，将会是美国的希特勒崛起的绝佳契机”。或许有几分讽刺，希特勒本人与他的政府却充分地意识到劳力替代技术所具备的颠覆性力量。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开始回归前工业化的政策，限制使用机械。该年，纳粹党在但泽（Danzig，注：波兰北部最重要的海港工业城市，六百年来一直是日耳曼民族与斯拉夫民族的必争之地，二战后归波兰所有，现名格但斯克Gdańsk，Danzig为德语地名）拿下了超过50％的选票，阻挡机械化成为当地的优先要务。参议院为了解决技术带来的失业，立法规定工厂必须先取得政府特准，否则不得装设机器，违者将重罚，甚至由政府勒令歇业。1933年8月，纳粹劳工阵线（Nazi Labor Front）的领袖阿尔弗瑞德．冯．霍登堡（Alfred von Hodenberg）明确表示，党不会允许机器在未来威胁到劳工的工作。他向大众保证：“劳工再也不会被机器取代。”

人类能够踏上富裕之路，最有共识的解释是过去几个世纪以来，我们逐步持续采用节省劳力的技术。经济学家克鲁曼（Paul Krugman）曾打趣道：“经济萧条、失控的通货膨胀或内战会让国家贫穷，唯有生产力的成长会让国家富裕。”当技术让我们能够以少做多，生产力就会成长。如果使用机器能让劳工生产力每年成长2.5％，人均产出将会每二十八年翻倍一次。在一辈子工作时间的一半左右，每小时的工作产出就能加倍，这项好处足以替技术的颠覆力量辩护，毕竟技术明显缩短了时间尺度。然而，生产力虽然是一般人收入成长的先决条件，生产力却不保证收入一定会跟着成长。此外，如果机器取代了现有职务的劳工，技术进步反而会让部分人士蒙受其害。尽管如此，教科书式的经济学把技术进步当成“帕累托改进”：换句话说，假设机器接手了劳工的工作，每一个人同时也会有机会觅得更高薪的新工作。而历史记录证实，这样的模型对于了解技术进步取代劳力的时期完全无益。相关技术带来了更高的物质水准，却也让劳工流离失所。

多数经济学家承认，技术进步会带来短期的适应问题，但很少有人提及，这里的短期有可能是一辈子。最终，长期取决于短期间所做出的政策选择。光是有更优良的机器并不足以带来长期的成长。如同艾塞默鲁与政治学家罗宾森（James Robinson）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Why Nations Fail）一书所指出的：经济与技术发展往前迈进的前提，将是“预期自己将丧失经济特权的经济输家，以及担心自身的政治权力遭侵蚀的政治输家，这两群人皆未阻挠成功。”光是劳工螳臂当车，可能难以有效地阻挡新技术，但统治菁英千年来减缓了劳工替代进展的速度。在多数情况下，台上掌权的人士对于过程中会破坏稳定的“创造性破坏”不太感兴趣，因为成群的经济输家有可能挑战政治现况。如同卓越的经济史学家莫基尔（Joel Mokyr）所言：

任何的技术变革，几乎都不免导致有些人过得更好，剩下的其他人则过得更糟。的确，我们可以用柏拉图改善来思考生产技术的变化，然而实际上这样的情形极为罕见。除非所有人都接受市场结果的判决，否则是否该采行创新技术的决定，大概会遭到输家借由非市场的机制与政治行动主义抵抗。

英国在工业革命期间的优势，并非无人抵制技术变迁，而在于政府始终强而有力地站在创新的“那一方”……法国抵制技术进步的成功程度似乎胜过英国，这个差异或许替英国率先出现工业革命的原因，提供了另一种解释。

我将以类似的脉络辩证，用英国政府很早就坚决打击所有的机械化反抗势力这点，解释为什么是英国率先工业化。后文将谈到，这个决定主要来自政治势力的变迁。发现“新世界”造成国际贸易崛起，仕绅的力量受到“烟囱贵族”（chimney aristocrats）这个因机械化而得利的新阶级挑战。从更宽阔的视野来看，民族国家之间一连串的竞争，更难让技术保守主义配合政治现况，外患带来的威胁远大于抗议的底层工人。即便劳工有办法召集众人一起行动、上街抗议，他们胜算也其极渺茫，无力抵抗英国军队。许多卢德主义者最后被逮补入狱，接着送至澳洲流放。

一八三二年与一八六七年，英国的《改革法案》（Reform Act）确实是个重要事件，然而英国并未因此走向自由民主制，财产权才是最重要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依旧落后。有机会受教育的人并不多，而且要有财产才能投票——也就是说，多数一般民众没有参政的资格。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列昂季耶夫（Wassily Leontief）曾经开了个玩笑：“如果马能参加民主党并投票，农场上所发生的事会相当不一样。”马儿或许会运用自身的政治权利阻止推广牵引机。同样地，如果卢德主义者如愿以偿，英国或许就不会出现工业革命。当然，我们也无从得知究竟会发生什么事；只知道许多民众尽一切力量阻挠进步。

—End—

本文选编自《技术陷阱》（八旗文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