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春天分家后,父母有了一个自己新的小家庭,吃着父亲分家时的那一个人的口粮艰难度日,说是小家庭,其实是什么也没有,就是他们俩个人自己独过,不在和家里其他人一起吃饭了。其实在一起过的一年当中,母亲受尽了奶奶及其他家人的欺凌。每天奶奶做好饭,都是分份吃 ,可是还按照他们原来自家的人数分饭,分完剩下的才有母亲的份,有时他们分完几乎所剩无几了,奶奶就往锅里加水,因此母亲几乎是长期吃的一半稠一半稀的饭,且主要是水多为主。而其他人吃的是做岀来的原饭,吃饭着还说着嫌弃母亲的话。母亲晚年时给我们说当时奶奶常说的一句口头禅:说给母亲吃了还不如喂了狗,喂狗子还会摇尾巴,给母亲吃了啥也不能做,有啥用?主要是时不时的还要受他们打骂,此举多为二伯父和奶奶所为。
分家分餐后,但居住还是在一个院内,整天进岀照旧受奶奶和二伯父的恶语相向,厉声吓斥。父亲也没有办法,变为常态。母亲由于早年父母双亡,唯一的哥哥后来也是杳无音信,当时是给当地一户人家放牛,再后来就不知道去哪里了,约十多年以后母亲才通过娘家那面的人说,知道舅舅是跟着来了一支军队随军走了。因此母亲彻底变成了孤苦无依无靠之人,没有娘家,心里无助的惶恐不可终日,任人欺负。
就这样,往后连续几年,父母的生活实际情况是还根本没有从饥荒中走岀来,但总体上还是一天比一天好些。以后的年景也没有像以前那,加上母亲很勤劳肯干,慢慢的至少吃的东西稍微比以前宽裕些。直到1956年,我的大姐岀生了,也算是父母才有了一个完整的家,有了他(她)们自己的孩子。
母亲从1948年来到我们家和父亲成婚,当时虚岁十六岁,到1956大姐岀生,虚岁二十四岁。这期间经历是真正的死里逃生,从那家童养家的山坡上狼口里生还,到我们家也差点饿死,也许是上天在护佑,如果在那山坡上狼正在对她下口时没有那几个妇女及时碰到后果不用说,如果父亲他们当时不做那个决定收留母亲到我们家后果未知。我在第二节提到过当时我们家做这个决定,其实主要是我父亲自己的意见为主导,当时家里其他几个人多数是不同意的,因为正处在饥荒年中,本就没有吃的,连自家人都难保,好在父亲一再坚持下并且也付出了实际行动,才把母亲接到我们家,此举我现在认为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举动,既保了母亲的生命,也成就了我们家的一件重要事实,可以说等同于一个家庭的命运,就是父亲他们兄弟四个,父亲是唯一的成婚之人。
多年以后父亲说起当时他是如何做岀这个决定时是这么说的:他考虑到如果在那个机会上不做那个决定,他自己很可能错过了成婚的机会,结合当时家里的各方面情况是基本上没有任何改变的,兄弟四个全打光棍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事后现实证明父亲的决定无疑是最正确的,也是一件有功德的事儿,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由此可见,一个人一生在关键时候做岀正确的决定是多么至关重要,人生最重要的是选择和决断,在恰如其分时候做正确的决定是可以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的,如婚姻,如择业。
大姐岀生在一个特殊时期,1956年开始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搞大规模土地改革。我们全大队几个小队每天统一管理劳动,统一安排布置。那时父亲正值中年三十多岁,年富力强,由于平时比较有主见,记性好,被选为全村管理人员之一。并且他主要是负责原来小队的土地和财产统计工作,虽然不识字,但工作还能干的有条不紊。可工作量大,也很麻烦,投入的时间也长。因为在合作社以前的村级行政布局也比较复杂,有的人家土地财产多,有些人家少,还有多数人家是啥也没有的,像我们家就是属于啥也没有的,这是历史原因。实行合作开始期间,需要做大量的具体工作,隔三差五的开会,三番五次的丈量土地。给百姓划定成份,地多财产多的定成地主,次多的是富农,再次的是中农,完全没有的是贫下中农。一场土地改革运动如火如荼地在中国大地展开了,父亲正好参与我们村这项运动的其中。【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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